读书、思考与写作

作者: 王丹红

来源: 知识分子

发布日期: 2022-05-08 09:59:00

本文由世界读书日引发的约稿,作者王丹红分享了她在研究东南大学创始人郭秉文博士论文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对比分析了博士论文的不同中文版本,并探讨了版权保护的重要性。

这是一篇因世界读书日而起的约稿。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知识分子》邀请王丹红作为《知识分子》专栏作者向读者荐书籍。“我第一反应是谢绝,因为我认为读书是非常个人的事。”王丹红说,但“世界读书日”这个词触动了她,“一个为书而设立的日子”。

她就此查阅了世界读书日设立的缘由和宗旨:“世界读书日”全名为“世界图书和版权日”,定在4月23日,因为这天是世界文学巨匠赛万提斯、莎士比亚和印卡·德拉维加的辞世纪念日,以鼓励人们阅读和写作,并保护知识产权。恰好,王丹红最近在研究东南大学创始人、民国著名教育家郭秉文的教育实践。在这篇文章里,她分享了研读郭秉文博士论文的英文版、文言文版和现代汉语版的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以及发现的一些问题。

我从2000年开始做科学记者,2015年开始做《知识分子》专栏作者,每天读书查资料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读书不会给自己设限,主要是从自己的研究兴趣或写作题目出发,它们会将我带向相关的档案、书籍,而从研究题目到阅读书籍的过程,有时也会反过来,由阅读出发,将我带入一个新领域,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比如,我最近对东南大学和其创始人郭秉文先生(1880-1969)的研究,将我指向郭秉文完成于1914年的博士论文及其相关中文版本的对比分析。这个跨越百年的文献研究,仿佛是一次奇幻之旅,我收获良多。

1914年6月1日,郭秉文完成博士论文: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该英文论文共232页,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第64号论文,并由该学院在1915年出版。此后一百多年里,从1916年到2018年,中国出版了多个中文版本的郭秉文博士论文。

1916年,位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郭秉文论文的文言文繁体中文竖版;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竖版第三版;2007年福建教育出版社依照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本,出版了该论文的横排简体版;201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论文的现代汉语版;2018年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论文的文言文简体字横版。

对比阅读郭秉文博士论文的英文版、文言文版和现代汉语版,我产生了诸多疑问:1916年文言文版是1915年英文版的翻译吗?还是郭秉文自己写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博士论文?东南大学2018年再版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出版的文言文版,为何没有说明北京商务印书馆已于2014年出版了该博士论文的现代汉语翻译版?商务印书馆1916年出版的文言文版与201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版,在内容上有何不同?

我着手对几个版本做文本对比分析。

1916年中文版是1915年英文版的翻译?还是郭秉文写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论文?本文非要写成中国教育全史……我们想做的仅仅是对中国公共教育制度沿革加以概览,对自远古以至今日之激进过渡时代作一评论。所谓公共教育制度,即指国家为人民教育所主办与管理的学校。——郭秉文博士论文“绪言” 1915(2014年 储朝晖 译)对郭秉文博士论文的疑问,始于中译本对该论文标题的翻译。

191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的郭秉文博士论文,标题是: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E EDUCATION,中文直译应该是《中国公共教育制度》,但从191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到2018年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版中文译本,标题均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郭秉文在英文论文中明确说明:其研究对象是由国家资助和管理的中国公共教育制度,并不涵盖民间书院、私塾等私人教育形式。从翻译的角度,《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翻译,未使用英文标题的直译,也不甚符合论文的内容。那么,中英文标题为什么会有微妙的差异?郭秉文为什么会同意这个中文标题?或者,191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秉文博士论文之文言文版,是由郭秉文本人写作或翻译?那么,又怎么解释 “周槃译述?”

以下几个事实也许可以说明:郭秉文博士论文1916年的中文版,应该是郭秉文自己所写,周槃只是翻译了其中一篇“绪言”(Introduction)。2018年7月,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郭秉文教育文集》,收录了文言文版本的郭秉文博士论文,该版应该源自是191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文言文版。

英文原稿中,收录有孟禄和郭秉文写的两篇“绪言”(INTRODUCTION by Monroe;INTRODUCTION I),但在1916年中文版中,只在“绪言”的结尾注明:“教育学博士 郭秉文 原著 周槃 译述”,序二结尾注明:孟禄 序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科(如下图如示)。据此推测,周槃只“译述”论文中的绪言。

也就是说,1916年中文版应该是郭秉文所撰写,周槃译述其中的一篇绪言。

“周槃 译述”只落款在其中一篇绪言,可作这样的解释或推测:1914年在美国纽约,郭秉文先用中文写了博士论文,再译为英文,之后直接用英文写了序言(Preface)和绪言(Introduction),因此其序言和绪言均无中文稿;1916年出中文版时,郭秉文用黄炎培的序代替了自己的序,并请周槃翻译了自己的英文序言,而孟禄的中文版序则为郭秉文翻译。

仔细阅读1916年文言文版博士论文,除增加“黄炎培 序”以及署名为“教育学博士 郭秉文 原著 周槃译述”的“绪言”外,绝大部分内容均与英文原文吻合;而且,文言文版语言流利通畅,没有翻译痕迹,语言风格与郭秉文1923年发表于上海申报编印馆《最近之五十年》文章“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吻合。

综合分析,郭秉文1914年应该写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博士论文,1916年当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学院印制出版其英文论文后,他着手在上海出版其中文版论文,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他同意按当时的出版要求,删除了英文原文中的参考文献、索引、脚注等,并以黄炎培的序言代替了自己在英文原文的引言(PREFACE),同时请周槃翻译了英文版中的一篇绪言。

世界读书日全称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主旨宣言是:希望居住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识产权。

结合“世界读书日”主题,提醒作者、读者和出版商对版权的尊重,这也是写作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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