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老年人为何推迟或拒绝接种新冠疫苗，有助于针对性地应对老年人的疫苗犹豫问题。最近，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个研究显示，接种决策中包括医生、家庭和政府的支持不够，是香港老年人疫苗犹豫的重要背景因素。此外，心理认知观念也影响老年人处理信息的方式以及对疫苗的犹豫和抵制，这些又合并导致老年人更加依赖外围信息处理来判断疫苗接种的风险。
4月18日，一篇来自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论文揭示了香港老年人（≥60岁）的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问题，探讨了他们推迟甚至是拒绝新冠疫苗接种背后的因素：缺乏医生、家人和政府的决策支持，他们自己对衰老的负面看法、宿命论心理、健康素养低以及对西医持消极态度等。其中，缺乏足够的决策支持是影响老年人疫苗犹豫的重要背景因素。
这是一项基于27位香港老年人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访谈时间为2021年12月16日至2022年1月23日，期间香港遭遇奥密克戎突变株引起的单日确诊病例数迅速增加。研究最初确定访谈78名60岁以上从未接种过新冠疫苗的老年人，访谈以“能告诉我为什么您目前还未接种新冠疫苗”这一问题开始，访谈内容包括不带任何背景因素和带有特定背景因素（例如家庭和医生的意见）影响的两类问题，每次访谈持续约30分钟。
最终27人完成访谈，其中70-79岁年龄段的访谈对象14人，80岁以上8人，60-69岁5人，他们中有18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
今年1月份以来，由奥密克戎突变株引起的第五波新冠疫情，对老年人的影响尤为严重：截至2022年4月5日，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已直接或间接导致了8000多人死亡，其中95%以上是60岁以上的人群。
根据截止到4月5日的数据分析，接种新冠疫苗能有效降低老年人感染后发展为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对于接种至少两剂新冠疫苗的70-79岁及80岁以上老年人而言，他们感染新冠后的病死率分别为0.36%和3.1%，而未接种疫苗的病死率则高达5.65%和16%。
但即使如此，香港老年人的疫苗犹豫度仍然很高：香港第五波疫情之前的2021年12月，香港60-69岁、70-79岁和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分别有35%、50%和80%的人未接种任何新冠疫苗，而在英国、新加坡和新西兰，60岁以上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超过90%。
经整理分析后的访谈内容，揭示了这些老年人疫苗犹豫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因素，总结出以下几点：接种决策中的社会支持不足（包括医生、家庭和政府的支持）；自身心理原因（对衰老的消极自我认识、对大流行风险的宿命论观点、较低的健康素养、“活在当下”的观念、对西医的负面评价）；疫苗相关的外围信息处理（对新冠疫苗负面新闻报道的心理模拟、对政府应对潜在疫苗接种不良事件的不满、首先考虑来自同龄人的疫苗接种负面信息）。
首先，对老年人而言，医生建议、家庭鼓励和对政府的信任度都会影响他们的疫苗接种意愿。该研究表明，缺乏足够的决策支持是影响老年人疫苗犹豫的重要背景因素。老年人往往较为信任医生，但医生对新冠疫苗接种决定的支持是有限的，对于大多数参与访谈的老年人来说，医生明确建议的缺乏会导致他们的疫苗犹豫。
其次，各种心理认知观念影响了老年人处理信息的方式以及对疫苗的犹豫和抵制。
一种是对衰老的消极自我认识，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接种疫苗，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是可以接受且“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心理又与对大流行风险的宿命论观点密切相关，这会削弱他们对疫苗的信心和对疫情的控制能力，以一种“随波逐流”“顺其自然”的态度应对疫情。
而且，老年人的健康素养普遍较低，这会导致他们对疫苗的各种误解，例如，有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疫苗是用于治疗而非预防的，甚至还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会增加无症状感染从而加速病毒的传播。另外，一些老年人选择“活在当下”，因而忽视了预防未来风险的重要性。还有一些老年人更喜欢传统的中药而不是包括疫苗在内的西医，这也加剧了他们对疫苗接种的消极态度。
第三，决策支持不足以及现有的犹豫心理根源可能会导致老年人依赖外围信息处理（periphe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来判断疫苗接种的风险。外围信息处理是指依靠线索、情感和个人经验（而不是逻辑和认知思考）来做出风险判断险。依赖外围信息处理的老年人会关注来自新闻报道或同龄人中有关疫苗接种的负面信息，且拒绝政府对疫苗潜在副作用的解释。
在访谈中，有16位老年人对“接种新冠疫苗后突然死亡”的消息表示担忧，从而在心理上模拟这种事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尤其是自身患有慢性病的人）。同时，他们对政府所宣布的“疫苗接种与死亡病例无关”也表示高度不满，表示不相信这种说法。
由于决策支持、态度根源和外围信息处理不足，参与访谈的老年人表现出一系列疫苗犹豫和抵制态度。主要体现为完全拒绝和不信任疫苗、怀疑疫苗的功效和接种的必要性、担心疫苗的安全性和副作用、认为接种疫苗的动机不足、反感“被迫”接种疫苗等。
研究同时也指出，虽然老年人拒绝或推迟了疫苗接种，但他们会采取一些干预措施作为“疫苗替代策略”以恢复对新冠大流行的自我管理。例如，避免作出是否接种疫苗的决定、淡化大流行风险、表示“愿意等待更好的医疗干预措施”（如口服药或一针剂疫苗）等。这些干预措施虽然缓解了他们应对感染风险的压力，但却成为了他们疫苗犹豫的借口，同时这也反映出老年人对于更熟悉、更传统和低侵入性医疗手段的偏好。
在论文最后，研究者也总结了该研究的三点局限：第一，所有的深度访谈都是通过电话而不是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制了他们对访谈环境的控制，并阻碍了从参与者那里收集非语言类信息以加深分析；其次，他们的研究侧重于探索拒绝或延迟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的过程，因此仅提供了老年人疫苗接种决策中的部分情况；第三，目前的研究侧重于中国老年人对新冠疫苗的决策，因此研究结果对其他文化背景或其他疫苗的普遍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作者建议，解决老年人的疫苗犹豫问题，应侧重于解决他们犹豫的心理根源，加强其与家庭、医生和政府的联系，让他们参与到疫苗接种的决策中来。其次，还应实施相关的干预措施，纠正他们对衰老的消极自我认知并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未来时间观念。
此外，专注于提供风险信息的风险沟通可能不足以解决老年人现有的疫苗犹豫，因此风险沟通应转变为提供更多周边私人相关信息的关怀，满足老年人对周边信息处理的偏好，并解决他们对新冠疫苗现有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