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对我们这一代，尤其是江南这一带的学人的影响非常大。他是我们江苏无锡人，是从江苏走出的国际学术大师。江苏的两个985高校，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师生，都非常尊崇许先生。许先生和我有幸相识，是在1996年左右。东南大学有一个华英基金会专门选拔和资助优秀青年学者出国深造，许先生是华英基金会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我跟许先生有幸相识，是在1996年左右。
东南大学有一个华英基金会专门选拔和资助优秀青年学者出国深造，许先生是华英基金会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学校有意送我出去，校长陈笃信教授对我说，你跟许先生相识一下，把你的书也呈送给许先生指导。
我2006年申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长江学者项目启动得比较晚，竞争也十分激烈，哲学学科最初每年只获批一个，还要兼顾年龄等因素，我应该是第四期吧。
当时我在国内请几位学界泰斗和前辈做推荐人，有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先生、武汉大学陶德麟先生、复旦大学刘放桐先生，海外学者则请许倬云先生做推荐人。当时我也是斗胆冒昧地请求，虽然有了一些交往，完全没把握，没想到许先生一口答应了。更没有想到的是，许先生给的鼓励那么大，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记得推荐信上有这么一句话：“这样的学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在优秀之列。
”这是很高的评价，我当然没达到这个水准，所以我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肯定，而是当成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对我、对年轻人的一种期望和鼓励，这种鼓励帮助我一直铭记，成为我努力的目标。
江苏省原计划2021年10月份要举办一个大型国际论坛“江南文脉论坛”，以传承、传播江南这个特殊的地域文化，推进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它是江苏发起的一个涉及江苏、上海、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长三角国际论坛。
我因为负责学术尤其是主题演讲的策划，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理想的方案，是请许先生和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先生做主题演讲。我没有把握能请到他们两位，因为他们声望那么高，年龄也这么大，许先生的身体还不好。我记得2012年左右，许先生就给我写过一个邮件，说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可能再也不能回到中国了，当时我读到这个邮件蛮伤感的。
东南大学副校长刘波教授借助一个机会专门到许先生的美国家中看望，我因为课务太多没参加，只能请刘波校长代问好。后来许先生由于身体原因一直没有回来过，我们也就只能通过邮件和许师母的微信联系。
许先生的格局和情怀在许先生身上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缺少的那样一种气息，那样一种气派。在他眼睛里，一切都是平等的。一方面他对人，所有的人，包括年轻人，都非常尊重；另一方面，不会因为你是权贵，就有丝毫特别对待。
这一点非直接交往可能难以体会。有人说有些大学校长比较畏惧他，因为他很刚直。他有属于世界的、中国的、江南的特殊性格、气质和精神。他是世界级的学者，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师。但是同时非常中国。不少人说他就是人文科学领域的霍金，但是他和他的家庭有很多是霍金所没有的。
许先生自己的人生中病痛一直伴随着他，他在苦中作乐。
在有限的交流中，我没有主动跟他聊这些，因为提出这样的话题可能会有所不敬，或者说触动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位。2012年那封信中，他说可能这辈子回不来了，当时我读了十分伤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对世界的理解有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也许是西方文化少有的。比如，很多中国学者把学术当作身后事，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入世中出世。
西方文化有一种宗教情结，出世中做入世的事；中国文化是在入世中达到出世的境界。我的生命体验能够理解许先生的心境。
当然，知识分子应该和这个世界保持一定距离，没有距离可能就没有超越。因为有距离，所以才有机会去思考、去创作，能够发现人类文明的一些密码。知识分子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因而往往对社会采取批评的态度，但绝不能止于批评。人类世界于今还没有专门为某个批评家立一座纪念碑。
屈原的《离骚》不是发牢骚，而是一种情怀，屈原“问天”不是为自己忧患，而是为整个天下忧患。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说，许倬云先生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二者的完美结合，生成许先生及其作品的大气象、大格局，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