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收到来自哈佛医学院的一封电邮，通知我2023年六月将会有一个Harrison/Wiley实验室的团聚。随着团聚日子慢慢接近，已经不幸意外过世二十多年的Don Wiley的非凡成就和人格魅力又不时在我脑海里涌现。
他和英国病毒学家John Skehel在1981年合作发表在Nature上的流感病毒感染寄主细胞的关键分子，血凝素的结构研究奠定了学界对于这一类RNA病毒，包括艾滋病毒和最近流行的新冠病毒感染机理的理解。和他的哈佛同事，免疫学家Jack Strominger合作在1987年发表在Nature上的组织相容抗原分子结构的研究深刻影响了细胞免疫学和医学科学。他的这两项卓越成就注定会在科学史上留下印迹。
James Watson 1956-1976期间在哈佛生物系当教授时，他大力主张把哈佛的经典生物学改造成为分子生物学，来迎接由DNA双螺旋的发现所引起的生物学革命。他破格引进了相当一批年轻的、活跃在新兴领域的、冒尖的生物学家。其中最早选拔的分子遗传学家Mark Ptashne连跳两级，1971年到了哈佛直接就成了正教授。那个时候，生物系的系名也更新为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主要是在Watson的推动下，也是在1971年系里前后在几个月内从哈佛内部招了两个结构生物学家，Steve Harrison和Don Wiley。
身为英国皇家协会会员的John Skehel毕生从事流感病毒研究，1975-1993曾经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流感国际合作中心的主任。Wiley很快和Skehel联系上，并且还专门去Skehel实验室作过学术休假好几个月。
一个流感病毒专家，一个结构生物学家，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研究血凝素的晶体结构。血凝素位于病毒表面，它对感染寄主细胞有两个关键功能：1）识别细胞受体，让病毒附着其上；2）介导病毒外层脂膜和细胞膜融合，以便病毒的遗传物质能进入细胞内繁衍。他们希望一个血凝素的三维结构能有助于理解其分子功能。
1981年我在那个实验室里，亲眼目睹那可怜的晶体又薄又易碎，对年轻的Pamela是个巨大的挑战。
寻找重原子样品，收集衍射数据，解析结构，又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长过程。多年后Pamela回忆道，要不是Don的充满热情的鼓励，她很可能会放弃了。Don一再以不可动摇的信心告诉她，结构一定能解出来，而且这个结构将会具有巨大的意义。Don还安排有经验的博士后多方面给予具体的帮助。
1987年的春天，当Wiley和他的同事们终于第一次看到了一个MHC分子的三维结构时，其震撼绝对可以说比七年前看到血凝素时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