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自其发明以来帮助人类抵挡了一次又一次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挽救了无数生命于无形，堪称是公共卫生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此次疫情中，新冠疫苗作为医学史上开发速度最快的疫苗成为了阻断疾病流行、降低患病重症率和死亡率的重要工具。
然而迄今为止，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这一围绕公众、政府和科学三者之间博弈的产物，已然成为构筑“免疫屏障”的重大阻碍，在包括新冠在内的几乎所有传染病防控政策中不可忽视。
自疫苗被发明以来至今200余年，可以发现，“疫苗犹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其复杂成因呈现出不同的影响力，甚至就在新冠疫情暴发前，世界卫生组织便已将“疫苗犹豫”列为“2019年十大全球健康威胁”，回顾这段科学历史，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克服疫苗犹豫。
在公众对于传染病和疫苗的认知中，“天花”就像是个“启蒙老师”。1982年，天花这一在地球上肆虐了千百余年的古老疾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灭绝。天花和牛痘的故事往往是现代人对于传染病和预防针的初印象，但在“天花接种术”问世之时，人们对于这种免疫方式的态度充满抗拒。
木乃伊上的皮肤疤痕证明天花这一起源尚不明确的疾病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便出现在古埃及，而最早的文字描述则来自于公元4世纪的中国——晋代著名医学家葛洪的著作《肘后救卒方》。天花的强传染性和高致死率使得期间世界各地暴发的疫情夺走了无数生命。
来自中国的大夫观察到，曾经感染过天花且存活下来的人不会再次患病，因此推断主动接触“天花”或许是阻断疾病广泛传播的良方。逐渐地，早期“疫苗”——天花接种术诞生了，那些症状十分轻微的病人皮疹所结的痂通过干燥和磨碎等处理后，人们经鼻腔吸入以获得对天花不同程度的保护。
天花接种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了其他国家。1718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在土耳其生活期间了解到这种免疫方法，在回国时将这一技术首先带到欧洲。然而，天花接种术旋即遭到了英国医生的强烈反对和质疑。
与蒙塔古夫人面临着同样困境的还有美国波士顿的清教徒科顿·马瑟，1721年，他在天花疫情暴发期间敦促医生为公众开展接种工作，但遭到了拒绝乃至暴力。约有1-2%的人在接受天花接种术后感染天花甚至死亡，尽管这远低于天花最高约30%的死亡率，但仍有部分人以此为由拒绝接种。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民间流传着挤牛奶的女工较其他人更不容易感染天花的故事，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下了解到这一现象。他设想或许能够利用牛痘这种毒性较低的疾病让人们远离天花，于是他将从牛痘脓疱中提取出的脓液注入到一名名为詹姆斯·菲普斯的八岁男孩手臂上的切口中，并在其康复后再次让他暴露于天花病毒下，最终，詹姆斯未患上天花的事实验证了詹纳原先的猜想。
现代医学意义上的疫苗就此诞生，疫苗接种（vaccination）的概念也逐步取代了原先通过病患进行的接种（inoculation）。然而，疫苗最初的问世并未获得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相反，有关疫苗的谣言在推广疫苗接种的过程中从未停歇。
好在反对的声音并没有改变政府希望结束天花流行的决心。1809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世界首部强制接种疫苗的法律；英国则于1853年颁布实施了《疫苗接种法》，要求英国家长需为其小于三个月的婴儿接种疫苗，否则将面临罚款和监禁的风险。强制接种的政策使得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先前个人抗议行为在此驱使下也逐步转变成为有组织的反疫苗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疫苗情绪愈演愈烈，并逐渐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和美国。1885年，英国莱斯特爆发了一场约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活动，迫使王室不得不重新讨论强制接种法案。最终，1898年颁布的新法案引入了“良心反对者”一词以免除那些因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而拒绝接种疫苗的父母的惩罚。
20世纪中叶以后，预防脊髓灰质炎、麻疹、腮腺炎、风疹的疫苗相继问世，与一个世纪前对于天花疫苗反对态度大相径庭的是，家长因对小儿麻痹症的恐惧而急切地寻求疫苗来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保护。广泛的疫苗接种使得小儿麻痹症发病率大幅下降，反疫苗主义也因此被按下了“静音键”。
奈何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在个人信念和医生建议等因素的作用下，人们对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热情并未延续到后续麻疹等疫苗的接种。推广未果后，美国的疫苗接种政策再次回归强制，将疫苗作为所有儿童入学的必要条件。
最近四十余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科学信息与谣言一道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的生活，“后真相时代”的新闻报道使得人们对信息的真假难以分辨。百日咳疫苗在日本的顺利推进使得该国因百日咳病死的儿童从1947年的约两万名一度于1972年清零，但1974-1975年在接种疫苗后24小时内两例婴儿的死亡悲剧在媒体的捕风捉影下被不断放大，政府一度因骚乱暂停了疫苗接种工作。
尽管DPT自称其旨在“倡导更安全的疫苗及建立知情同意保护制度”，但事实上他们传播了大量虚假和误导性信息，例如疫苗会导致儿童患有自闭症等，并鼓励人们采取“替代方案”进行疾病预防。这一组织在后来也逐步成为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反疫苗组织——国家疫苗信息中心。
2022年1月发表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暴露于错误信息与疫苗犹豫直接相关，且接触的错误信息越多，相应组别受访者的疫苗接种意愿也更低。回顾我国近十年来发生的诸如甲肝疫苗事件、乙肝疫苗风波、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等疫苗相关的重大事件，谣言、误传或是片面、曲解的新闻报道也常常比科学事实要更快地通过社交媒体扩散。
疫苗接种的重要性不断被证实，而扫清老年人等免疫力较为薄弱的关键群体接种疫苗的阻碍，需要政府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风险沟通机制等手段扫清。历史向我们展示疫苗犹豫这一问题由来已久，这并不是新冠流行背景下的产物，而是因位于不同的历史坐标在公众、政府、科学三方的相互作用下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
疫苗犹豫的产生并非仅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受到诸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家庭组成、职业类别，甚至种族、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等多种因素影响下所表现出的认知和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