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珍院士（2016年12月31日姚琴摄）
导读：昨天我们讲述了王志珍院士的求学时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完成学业，她是时代的幸运儿，但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所以说更离不开她个人的努力。今天，我们继续讲述王志珍的科研与工作。
王志珍：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研究生科研训练，说来不无遗憾。
1964年毕业到生物物理所工作的第一年，我是研究实习员，这时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我要求参加但未被批准，被分配在二室。我被安排的事情是标定移液管刻度。那时候的移液管使用嘴或者橡皮吸球来吸液，玻璃做的移液管因温度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体积上出现细微变化。但室内温度未必有剧烈变动，体积是否一定要标定还要视具体实验的要求，我感到无趣，这一年时光悄悄溜走。第二年我如愿参加了在山西运城的“四清”运动。
一年后“文革”开始了，每天都是开会、学习，学习、开会。后期“抓革命、促生产”了，我思忖着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事事下去了。这一次我的态度异常坚决，天天跑去找研究室李书记，向他表达的唯一请求就是：我不愿意没事干，我只要求到一个能让我干活的地方。当时生物物理所只有胰岛素结构小组在做科研。衷心感谢李书记和科技处韩兆桂处长的理解和帮助，把我调到了胰岛素组去工作。
我和雷克健、郭尧君等几个年轻人一块儿学习、讨论、做实验，总算是向着科学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我第一次出国是1979年2月到德国，比我姐姐晚了两个月。我们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二批由政府派赴德国的。第一批应该是应丁肇中先生邀请、邓小平同志同意，从中科院高能所和中国科大选派10位年轻人，于1978年初到德国汉堡丁肇中先生的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工作。
我到查恩教授为所长的联邦德国羊毛研究所工作，这是世界上人工全合成胰岛素成功的三个实验室之一。文革后期，我很幸运地被安排到我们所胰岛素晶体结构小组工作，主要做蛋白质纯化和生物化学性质研究。
1978年，德国洪堡基金会和科学院达成协议，向中国学者提供奖学金到德国做研究工作。我被研究所推荐作为科学院派遣的第一批接受洪堡奖学金的访问学者。
洪堡基金会的秘书长Pfeifer教授来所里面试，我坦白地告诉他自己只会说简单的英语，完全不会德语。他马上说：“Never mind !”这是另一句我学会并永远记住的英语。我幸运地接到了通知书。在胰岛素研究室，我当时主要做胰岛素衍生物的设计、制备、纯化、生化性质的鉴定，溶液构象和生物活性测定，进行胰岛素的结构与功能关系研究。
我在羊毛所时，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做糖尿病研究的Ron Kahn博士访德，对羊毛所的光活性交联胰岛素感兴趣，有意与之合作。我不久将结束在德国的工作（洪堡基金会提供最长两年资助），所以他们都推荐我去美国承担这项合作研究。1981年初我去NIH的关节炎/糖尿病/肾脏病研究所，在大鼠脂肪细胞中研究光活性胰岛素的光交联标记和生物活性。1982年我从美国回国，仍回到胰岛素研究室。
这一年我已经四十岁了，不满足于只是制备蛋白样品，也没有兴趣再从头学习晶体结构分析。当时邹承鲁先生在做酶学研究，于是我申请到邹先生的实验室做蛋白质的生化研究。
我没有研究生的经历，我是邹先生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中，邹先生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所领导许根俊、杜雨苍等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承担胰岛素拆合工作，1959年就获得成功，由此解决了胰岛素合成的路线问题，即分别合成A链和B链然后使其在溶液中氧化得到活性胰岛素；而且保证了化学合成的A链和B链以高产率重组成活性胰岛素分子。
我当选院士后由邹先生、王志新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当时韩启德院士是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九三学社的主体是科技界人士。她是院士最多的民主党派，先后荟萃了近200位两院院士。九三学社的宗旨是“科学与民主”，这与我的理念是一致的，所以能加入九三学社我感到很荣幸。
如今我已经快七十六岁了，精力有限，不能再同年轻时相比。近二十多年我一直做蛋白质折叠，主要是分子伴侣和折叠酶。
现在我尽量扶持年轻的副研，他们已经将课题延伸到细胞内的蛋白质折叠通路和网络，在生化基础上扩展到细胞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等领域，并涉及到线虫、老鼠等动物，这对我都是新的知识和技术，我已成了学习的困难户。但我的助手和学生们学得很快，做得很好，并且开展广泛的国内外合作，把我们的研究与人类健康问题联系起来。
如果说西南联大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有人称为“西南联大现象”，那么我认为“科大现象”也值得深入研究，历史会证明科大是一所因创新而屹立的大学。国家正在开展双一流建设，中科大与中科大的生命科学学院都在其中有上乘的表现。最重要的是应当在国际上争取更高的地位，为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科大从来能不跟风、不盲从、不左顾右盼，表现出难得的对科学原则和科学精神的执着和坚守，从而让她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