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钦斯基的“心算课”与乡村建设
《十万个为什么》是上世纪6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一套青少年科普读物，半个世纪以来这套书多次更新再版，累计发行超1亿册，启蒙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少年。本文作者刘钝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专注于中国数学史和科学社会史研究。少年时的他，也是《十万个为什么》的忠实读者。
今天，从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中的一道数学难题说起，他为我们讲述了俄国教育家谢尔盖·拉钦斯基积极投身乡村教育的故事。
《十万个为什么》是深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一套科学启蒙读物，上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影响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倏忽一个甲子过去，其数学分册中那段有关“难题”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一名初中生，当时已按老师要求将两位数的平方熟记在心，10、11、12这三个数的平方和正好是一年的天数365，13与14的平方和也是365，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2。说实在的，初中生读到这个条目后没觉得有多难，只是为书中没有插图感到遗憾，十分想知道那幅画究竟是什么样的。没想到第一次目睹的就是真迹。
2001年8月的某一天，在俄国数学史家狄米多夫的陪同下，笔者参观向往已久的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一下子就被引到这幅画前。原画约有一米来高，悬挂在24号展厅粉红色墙面的醒目位置上，画前总有一些可爱的小朋友驻足留影。
这幅画的名称是《拉钦斯基乡村学校的心算课》，“乡村”这个词本没有出现，народной直译应该是“人民的”，不过那就体现不出画作的意境了。
画家名字的准确翻译应该是尼古拉·波格丹诺夫-别尔斯基。画中共有11个身着俄罗斯民族服装的小男孩，另有一位戴着眼镜身着正装的先生，那就是孩子们的老师、这幅画要表现的主角谢尔盖·拉钦斯基。孩子们显然是被黑板上的那道算术题所吸引，陷入思考和讨论之中，面对观众的两个小家伙似乎很快就要找到答案，其他人也都神态各异，天真可爱。黑板后面的木墙上贴着一张绘有五线谱与音阶符号的挂图，左上方则是一幅圣母与圣婴的画像。
再看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原来正是那道算术题。
19世纪6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思潮高涨，一些知识分子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他们认为，俄国的社会基础是农民，废除农奴制和发展村社自治是实现进步的必由之路，而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莫斯科大学植物生理学教授、后来成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谢尔盖·拉钦斯基，就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杰出代表。
拉钦斯基出身贵族，父亲是俄军步兵团团长，也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爱沙尼亚诗人库赫尔贝克的姻亲。拉钦斯基15岁就进入莫斯科大学，先后学习医学、数学和物理。1853年毕业后，先在外交部工作了两年，后来留学德国专攻植物生理学，回国后在母校任教，1857年以《植物组织的某些化学转化》获得博士学位。他曾担任莫斯科大学植物生理学系主任。
在此期间，他曾与人合作翻译了一些生理学名著，也是在俄国最早介绍达尔文学说的学者之一，他还参与编辑了著名的《俄罗斯信使报》。
1867年，由于对当局压制进步师生不满，拉钦斯基与校方发生了激烈冲突。此后他离开大学，深居简出。他在莫斯科的家成了一些关心社会与进步的知识分子聚会的场所，来客中包括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音乐家柴可夫斯基、作家与出版商阿克萨科夫、教育家奥多耶夫斯基、历史学家格里尔等著名人物。
在与托尔斯泰等人的交往中，拉钦斯基愈加感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872年，拉钦斯基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斯摩棱斯克省的泰特沃村，与妹妹瓦尔瓦拉一道致力于乡村儿童教育。他们为贫苦农民的孩子们建立了一所寄宿学校。十几年的时间里，以他名义创办的乡村学校多达18所，培养学生上千人。
从拉钦斯基学校毕业的学生中，出现了许多名人，除了本文提到的画家波格丹诺夫-别尔斯基外，还有一些人成为了优秀的雕塑家、音乐家、科学家与教育家。
拉钦斯基亲自上课，教孩子们数学、绘画和音乐，他还摸索出一套针对儿童的趣味教学方法。在他的感召下，一些友人、亲属和学生纷纷加入乡村教育，他们也注重提高俄罗斯民族的整体素质，在成年农民中扫除文盲就是具体的措施。
拉钦斯基连续在《俄罗斯大公报》《俄罗斯报》《教会通讯》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后来结集成《乡村学校笔记》出版。他写道：“一个人如果学会了用东正教的斯拉夫语阅读，他就可以理解但丁和莎士比亚；如果能够读懂古老教堂里的壁画，他在贝多芬与巴赫的音乐面前就不会感到有隔阂。”拉钦斯基十分重视音乐教育。在他的邀请下，一些有名的音乐家和乐队来到泰特沃村，与学校合唱队的孩子们同台演出。
柴可夫斯基则把一首弦乐四重奏题献给他，写给拉钦斯基的三封信也被保存了下来。
19世纪末，激进派民粹主义者中的多数人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中坚，一度被列宁引为“同路人”。但是随着沙皇帝国的颠覆与布尔什维克执掌政权，俄国的民粹主义也步入穷途末路，作为这一思潮衍生物的乡村教育也逐渐被人遗忘了。
20世纪初期，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尝试重走“到民间去”的道路，典型的有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及陶行知发表的《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与他发起的工学团运动。20世纪60-70年代，全国约有1700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史无前例的。关于这场运动的初衷与功过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知识青年”给广大农村带去了巨大的文化冲击。
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就当过乡村教师，他们教过的一些农民娃儿现已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2021年，中央宣布“脱贫攻坚”工程取得重大胜利，标志着从经济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初步成就。而这场社会实验的彻底胜利，端赖包括广大农村青少年在内的国民文化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