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轮新冠奥密克戎疫情中，香港和上海的相关研究都证明接种疫苗对于防重症、死亡的保护效果。据上海市疾控中心对本轮疫情的初步分析，在18-59岁的重症病例中，与未接种疫苗者相比，在完成基础免疫或者完成加强免疫的人群中，其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生重症的风险均可降低90%左右。
然而，在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全力推进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的同时，因白血病等群体呼吁调查新冠疫苗不良反应的公开信而引发的舆论，却带来了更多的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人们在疫苗面前又变得踌躇不前。
疫苗犹豫是指在疫苗服务可及的情况下，仍然推迟或拒绝接种疫苗。例如拒绝接种某些疫苗（如新冠疫苗）而愿意接种其他疫苗（如流感疫苗）、推迟接种疫苗以及愿意接种疫苗但不确定是否应当这样做等行为均可视为是疫苗犹豫的表现。
那么，究竟哪些人会容易产生疫苗犹豫，哪些因素加剧了疫苗犹豫，以及如何克服和重建疫苗信心？
自从200多年前天花疫苗发明以来，疫苗就成为了预防传染病、保护公众健康的主要手段。
提高疫苗接种率，对于保护社群中的脆弱群体来说尤为重要。然而，疫苗犹豫始终是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危机。疫苗犹豫指的是人们推迟或拒绝接种疫苗的态度。它并不是仅针对新冠疫苗的犹豫不决，自从疫苗广泛应用以来，始终有不同比例的人群对此抱以怀疑的态度，近十年来由于网络的普及与社交媒体的发达，疫苗犹豫现象的发生更为普遍。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疫苗犹豫列为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之一。
在公共健康威胁重压之下，面对民众的摇摆不定，全球范围内，政府卫生系统倾向于采取非自愿手段，即通过政策胁迫民众强制接种疫苗。例如，麻疹由于大量家长拒绝为孩子接种麻疹疫苗而在不同国家重新死灰复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8年的麻疹病例相比同期增加了300%。2020年，超过2200万婴儿未接种第一剂麻疹疫苗，比2019年增加了300万，这是20年来的最大增幅，并为麻疹疫情的暴发埋下了隐患。
然而，悉尼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更多父母在高压政策下决定不接种疫苗，且相比之前更加坚持他们的决定，以此维护他们在为家人做出健康决定时保持自主的权利。研究者访问了32位对疫苗持犹豫态度的澳大利亚家长，试图站在家长的立场理解拒绝疫苗的原因。这些父母在采访时表达出了一种无奈，他们想为孩子做出最佳决定的愿望在政策施加的压力下僵化了，高压政策将人们更深入地推入已确定的信仰体系或行为中。
互联网和不同形式的社交媒体允许快速和无处不在的信息共享，当然也包括错误信息。鱼龙混杂的信息来源足以让一些人难以做出明智判断，在信息漩涡中迷失方向。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助理教授Young Anna Argyris团队的最新研究，揭示了疫苗犹豫背后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的影响。他们发现，个人在社交媒体上与反疫苗信息的互动对他们接种疫苗的意图有负面影响，而他们与亲疫苗信息的互动没有显著关联。
说服对新冠疫苗犹豫或抗拒的公众，需要社会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其中许多人往往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和卫生政策之外。《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了英国及爱尔兰社会存在疫苗犹豫的人群心理因素，发现对疫苗犹豫不决和抵抗的人群对代表既定权威的团体及个人高度不信任，可能会激起对这类团体和个人发出的任何信息的心理抵制，并巩固他们现有的反建制或反权威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