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科院院士李家洋指出，国内学术界存在只认第一作者、只认第一作者单位、只认通讯作者的现象。然而，当今的科学研究已经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到“大科学时代”，而国内的评价体系还停留在前者，管理水平滞后于科学现实。
倡议改变科学研究评估方式的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DORA）项目主管Anna Hatch去年在接受《自然》网站采访时表示，虽然研究是一项合作性的工作，但就业市场竞争激烈。
她指出，当下科学领域的激励结构阻碍了进步。今天，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复杂，常常需要跨学科、跨团队合作。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共享形式的论文与著作当中，作者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而论文发表又与研究者个人的职业发展捆绑得愈发紧密，这不可避免地使得研究者们因为是否能够得到署名、署名顺序而出现争议。
所谓“三认”，即只认第一作者、只认第一作者单位、只认通讯作者；所谓“三不认”，即不认非第一作者、不认非第一作者单位、不认非通讯作者。有时候连共同第一作者都不算数。
中科院院士李家洋近日接受采访时指出，这种评价体系之下，有些科学家变得不愿合作，或不敢轻易合作，因为如果不能列入第一完成单位，自己的工作就不被认可、不被支持；有些研究者怕麻烦，索性多招些研究生，靠自己团队单打独斗，严重影响了合作的范围和质量，拖慢了科技创新的进程。
论文署名是个复杂的事情。
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就指出，学术论著署名规范一般由学术界长期形成的惯例自行确定，根据学科、领域甚至科技期刊的不同均可能有不同的规范要求。制定出适用于不同场景的统一署名规范较为困难。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美国国家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所的Elise Smith等人对近6700名国际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这些研究人员发表了署名两位作者及以上的论文。
结果显示，46.6%的研究者对署名问题有异议，37.9%人对作者排序有过争议。
有意思的是，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受到署名问题困扰的程度是不同的。上述研究发现，关于谁应该被纳入作者名单，医学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存在的争议要比自然科学领域的高出50%，关于署名顺序，争议更是高出70%。不同学科的做法不同。在高能粒子物理学和经济学中，作者署名通常按字母顺序排列。数学界的论文署名作者人数一般较少，在多于一位作者时，他们也常常按照姓氏字母排序。在大多数其他学科中，作者排名则由贡献水平决定。
尽管很难统一规定该如何署名，不过，可以规定哪些做法是违背科研伦理的。今年2月，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发布了“负面清单”，列出了中科院七类学术论著署名问题的负面行为清单，包括禁止无实质性贡献的人员参与署名，禁止荣誉性、馈赠性、利益交换性署名或夹带署名；不得违反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时的必要性原则而罗列过多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等等。
国内外科学界都面临这种状况。开放获取科学出版商F1000的战略举措主任Liz Alle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对研究人员的评价仍然以他们发表的文章和期刊作为标准，因此署名对他们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如果他们的研究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可见性，对学者将是个大问题。
在英国医学科学院（AMS）2016年的报告“团队科学”中，AMS的一个工作组得出结论：感到缺乏对其贡献的认可，是阻碍研究人员参与跨组研究的主要因素。工作组指出，虽然团队科学经常被认为是重要的，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个人的贡献会在与职业相关的决策中得到重视，这尤其令博士生和早期职业研究人员担忧。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研究员蓝斐在2013年初回国。他感到国内关于联合署名问题的认可与国外有一定的差别，且已经对科研工作带来了影响。在国外，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通常被认为基本上贡献差不太多，在评价体系中，同行会根据具体发现中该作者具体做了什么进行评价。但是，国内的评价体系对于第一作者和最后一个作者即通讯作者的认可远高于其它“共一”和“共通讯作者”，这直接影响到了跨团队的合作。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张辰宇告诉《知识分子》，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很多时候需要与医疗界合作，医生不仅有宝贵的临床样本，更重要的是能提供根据他们的临床经验得出的一些研究方向，最后论文中可能是医生与基础研究人员共同署名第一作者，但是，不认可共同第一作者使得这种合作很难。
署名问题对于国内高校学生的培养和毕业同样带来了直接影响。蓝斐举例，比如说，他实验室的学生如果与其它高校的学生一起完成了一项工作，如果根据贡献分量或是对方提出的科学问题，那对方学生基本就在“共一”作者中排名第一，而他的学生可能是“共一”中的第二、第三个作者。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由于第一作者的单位是其它机构，即便这篇文章很重要、很有价值，对他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依然没有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告诉《知识分子》，其实不管是论文还是其它获奖等荣誉，只认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和第一单位的做法，背后都指向了中国当前科研评价体系当中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对荣誉分配存在着认定偏差。这个矛盾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是科学研究已经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到“大科学时代”，而国内的评价体系还停留在前者，管理水平滞后于科学现实。
当遵循科学贡献导向的论文发表开始滑向利益驱动的署名规则时，林成华指出，个人为了毕业、评职称或者申请项目等等，可能就会有寻租或者“借力”。比如，由一个团队的“头脑”来作出安排，某个论文中做了主要贡献的人先不署名第一作者，而是让给需要的人，等到下一次这个学者有需要时再“牺牲”别人。因为对署名“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论文的需求，甚至衍生出一些代写代发论文的灰色产业链。
德国慕尼黑赫姆霍兹研究中心基因组学家Eleftheria Zeggini所在的领域通常需要参与大型的、跨组的研究，她在接受《自然》采访时分享了一些小的Tips。她使用简单的电子表格来记录研究者们的职责分配并跟踪每个人在做什么，这为后面编写论文详细的作者贡献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她敦促博士和博士后申请人在面试时，评估主要研究人员对作者署名问题的态度，如果可能的话，与当前和以前的团队成员联系并向他们了解情况。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病毒和新发病原体研究项目主任刘善虑介绍，至少在俄州，研究生进入实验室工作时，会先接受有关论文署名规则、禁止剽窃与抄袭等问题的科研伦理培训。在署名上，一般是由通讯作者判断合作者根据贡献大小，与合作者各方磋商，在文章初稿完成后与大家沟通；可能的话，在文章的作者贡献一栏中写清楚具体贡献和对主要结论的影响程度。他认为，公开、公平、透明和及时磋商对解决分歧很重要，也有利用长期合作。
林成华建议，为了适应交叉学科与跨组的团队合作，可以考虑比如是三个学科交叉的成果，来自三个学科的排名前三个的作者可以视同第一作者并可以平等对待。同时也要有所约束，认可的作者数量也不能很多，以免出现随便挂名字的钻空子现象。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制度上将国内现在这种“功利导向”的论文署名方式纠偏，让署名回归到体现作者的科学贡献，这也是近几年科研评价体系“破五唯”当中的一部分内容。
在一些高度发达的社会，科研已经更多回归到了真正的兴趣，而不是某种“谋生”的手段，因而并不需要被“评价”，也就没那么在乎署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