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后短短数月，中国医疗界又迎来了反腐风暴。仅在近期，我们就看到150多位医院院长被通报落马，各地纷纷公布举报热线。而医务人员与医药公司等产业界的关系也成了医疗反腐风暴里的焦点：云南一家医院的院长收受了100套房的贿赂；购买一台放疗器械直线加速器院长收到回扣1600万；某三甲医院点名要求某药企清退几位医药代表。
疾风骤雨下，诸多医学学术交流会议纷纷延期，医药代表自称不敢进医院，销售费用占比居高不下的国内药企面临资本市场质疑。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医务人员与产业界的关系。
医学是成材速度最慢的职业之一。很多医生要经历8-9年的高等教育，完成医学博士学习，之后还有一般3年起步的住院医师培训，部分专科还有更长的培训要求。这意味着成为一名能独立行医的主治医生，经历的职业教育动辄十年起步。但医学职业的学习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无论是从多顶级的医学院毕业，在多大牌的医院行医，医学的不断发展意味着医生必须通过终身学习来维持自己的专业水平。
无论是在正规的继续医学教育（CME）培训，还是医生自己个人的学习，我们都得承认产业界：药企、医疗器械公司等，需要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当下医学界的日新月异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新药、新仪器等创新不断上，医疗工作者的知识、技术更新离不开从这些创新的供应方——产业界那里获取信息。
在这次的医疗反腐中，医疗器械受到的关注丝毫不低于药品采购中的贪腐问题，例如某位院长采购一台直线加速器（放疗相关仪器）收受回扣1600万，几乎占了合同金额的一半。如此严重贪腐当然需要查处，可我们也不能忽视医院更新仪器的必要性。
医生和药企的良性互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每个人都在医疗行业工作，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是索取医疗服务的消费者。
扪心自问，我们希望自己去求医的医院，一走进去所有器械都是有二三十年历史的老古董，主治医生的医学认知还停留在30年前读医学院的时候吗？当然不，我们肯定希望自己的医生能对最新的医疗创新有足够的认知，能让我们的医疗方案与时俱进。而且产业界与医疗工作者的良性互动不仅能让患者得到最新最好的治疗方法，这种良性互动也是催生诸多医疗创新的重要动力，在更长远的角度造福公众。
如果我们走进一家医院，医生确实了解各种新药，但他开药是依据哪家药企和他关系硬，而非药物的疗效；医院有新仪器，但仪器品牌型号是凭回扣多少确定；医生也接受过新仪器器械的使用培训，但培训的时间主要是在风景区、高档餐厅度过。如果是这种情况，患者获得的医疗服务并不能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更好。因此，尽管医疗工作者与产业界互动可以提升医疗水平，也必须承认二者有着天然的利益冲突。
这种特殊性以及天然的利益冲突，意味着只有通过完善的监管，才能让医疗工作者与产业界的关系保持健康，不异化成以牺牲第三方——患者、医保、国家财政利益为代价的“互惠互利”。
在当下的医疗反腐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医疗工作者与产业界关系异化的例子，那些情况也无疑损害了患者、医保乃至国家利益。在反腐的高压下，医药代表不敢进医院，医学会议纷纷延期。这或许暂时避免了那些异化的不良关系继续带来破坏，可即便不论一些积极的学术交流可能被误伤，这种冷处理毕竟不会提升医疗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也无法为患者带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长远来看，医疗反腐需要的是通过长效的监督机制，让医疗工作者与产业界的关系规范化，不仅要及时制止那些有损患者利益甚至是违法的“勾结”，更要让医疗工作者与产业界交流时能有章可循，能更顺利地形成良性互动。我们需要去参考国际上管理医疗工作者与产业界往来的经验。而从这方面来看，多方面的监管与提升透明度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