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0年来北京最大降雨面前，以干旱著称的华北地区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洪灾考验。最先陷入险情的是北京，在首都的郊区门头沟和房山，山洪滚滚而下，淹没了村庄，冲垮了桥梁，大量汽车被冲入洪水中，目前已造成11人遇难，27人失联。更棘手的流域性大洪水随之而来，海河流域5大水系有2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8条河流发生有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河北涿州市区内水深最高达6米；多个村庄一度失去联系；人们在洪水中等待救援。
华北地区经常受到水资源不足的困扰，印象上不是一个容易暴雨成灾的地区，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研究员傅慎明解释，华北地区是我国的三大雨区之一，另外两个雨区是华南与长江流域。华北地区的年总降水量比华南和长江流域要低，但就降水强度而言，它的降水强度可以与华南地区比肩。
算上本次暴雨，11年左右时间里京津冀地区已经出现了4次极端降水——2012年的7.21暴雨、2016年的7.20暴雨和2018年的7.16暴雨，每次都造成了不小的破坏。从历史上看，北京地区在经历了1992-2012年的少雨时期后，进入了一个多雨时段。从这个趋势看，今年的暴雨其实并不意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IPCC报告作者郑艳表示，这次事件属于“灰犀牛”，而非“黑天鹅”。
由于地形地质条件较复杂，断裂构造发育，北京地区的地质环境其实很脆弱。本次受灾严重的门头沟、房山地区，因为地质脆弱和降雨偏多，在历次暴雨灾害中都是比较危险的地区，安全已经多次受到挑战。干旱少雨的地方，在暴雨期间出现的山洪泥石流可能会更可怕。中国水利学会城市水利专委会委员章卫军解释，北京西、北部门头沟等地区有大量山区，又由于北方干旱导致土壤比较松散，遇到暴雨容易被冲刷。
一旦有大雨，这些地区形成山洪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对植被生态破坏也很大。虽然多次经历过暴雨和山洪灾害，对本次暴雨，房山、门头沟地区也提前进行了预报，并且在应急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本次暴雨对房山、门头沟地区造成的损失依然严重。
河北为何告急？极端暴雨的影响往往遍及整个水域。根据水利部的判定，海河流域已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北京之后，河北告急。
河北涿州市区内积水区道路被淹，水深最高达6米；多个村庄一度成为孤岛；涞水县野三坡遭受“毁灭性损毁”。根据官方通报，截至8月1日12时，此次强降雨造成河北省87个县（区）540703人受灾。暴雨期间，河北主要河道共出现142站次涨水过程，特别是拒马河、永定河、北运河承接大量来自上游北京的来水。
怎样科学泄洪？每当洪水发生，泄洪分洪问题总是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中国主要江河河道泄洪能力普遍不足。
因此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湖泊洼地规划建设了一批蓄滞洪区——当特大洪水发生时，人为打开闸门或者堤坝，将洪水引入蓄滞洪区，降低河道的洪峰和压力，避免决堤。蓄滞洪区是防洪减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保障了江河中下游重要城市和重要防洪地区的安全。目前有规划的国家蓄滞洪区有98处，其中长江流域44处、淮河流域21处、海河流域28处。截至目前，河北已启用7处蓄滞洪区，其中小清河分洪区就位于涿州境内。
在可见的未来，极端降水的风险越来越明显。根据学者的预计，相比1975-2014年极端降水的情况，2015-2054年，我国极端降水将普遍增多趋强，尤其是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极端降水事件增幅较大。极端降水“灰犀牛”事件的颜色已经越来越深，再对这种风险视而不见是不应当的。
在自然灾害风险的对体系里，应急是重要的，是保障的最后一道关口，现在各方也花了很大力气，但值得注意的是，应急抢险本质是被动的，能解决的问题其实很有限。
章卫军认为，不止京津冀，现在全国普遍存在的防洪排涝问题，实际上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空间水灾风险的认知问题。
规划设计阶段考虑不足，就会导致暴雨时，水没有安全行洪的空间，水漫出来总要有地方去，山上下来的水没地方去，原本可以安全行洪的河道、滩地被桥梁、建筑、工程挤占；而在城市，地下管网设计标准不足，涝水出路不清，水就漫到大街上去了。
一位不具名的专家还告诉《知识分子》，从历史上看，京津冀地区整体雨量偏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高速增长，水资源的缺口更大，不管是城市规划还是乡村建设更主导的思路是防旱，应对水情就存在很多技术误差。
根据住建部公布的2021年城市排水防涝标准，91.3%的城市内涝防治标准为20-30年一遇，8.3%的城市为50年一遇，仅0.4%（特大城市）设防为50-100年一遇，对于所谓“千年一遇”极端情形几乎从未虑及。不过，一个社会的防洪工程等级不是越高越好，要考虑社会收益的最大化。
当防洪工程10年一遇，在工程上的花费非常小，但因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却很大，总体的社会支出不菲；当工程为2000年一遇级别，因洪水导致的损失极小，但为建设这一等级的工程的花费却极大，这可能导致总的社会支出与修建10年一遇工程一样。但在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未来，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历史数据对于预测未来会逐渐失效。以前我们认为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自然灾难，未来“必然”会以更高频率发生。
当“难得”不再“难得”，标准提高就有其社会经济的合理性。
不过在部分专家看来，通过提高各项工程设施的设计上限来应对风险，其经济成本是人类社会无法承担的。舒乐乐认为，建立强制洪水保险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工厂、居民区、农田分别建设在有特定洪水风险的泛洪区内，那么就需要强制这些区域的业主购买洪水保险，保险公司根据不同的洪水风险设定投保收费标准。这些工厂、农田、建筑受损之后，由保险公司给予补偿。
这样开发者对于是否要在泛洪区内开发，就有了更多的经济考量。郑艳也认为，从社会学角度，边缘的、脆弱的、高风险的区域和群体有时不得不承担更多，从经济学的角度，风险也是一种成本，会体现在土地等资源的定价里，设置蓄滞洪区是为了保护更大范围的整体利益，因此知情权和进行经济补偿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