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新冠疫情，在张作风教授和王立铭教授分别阐述了自己的建议之后，旅德免疫学者商周也加入了讨论。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供读者和防疫部门思考：
1. 上海为什么能够将新冠病毒的致病性降到如此之低？
2. 新冠病毒的致病性在上海如此之低，为什么还要封城严防死守？
3. 上海目前的防疫政策的代价有多高？
科学问题需要争鸣、公共议题需要公开讨论。欢迎更多专家发表个人观点，理性讨论。
近日，因为上海的新冠疫情，张作风教授和王立铭教授都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两人的出发点一致，但观点却很不相同。张教授考虑的是从稍微长期一点角度来建议上海疫情的防控，而王教授则着眼于如何控制住目前这波汹涌的疫情。这样带着不同视角的理性争鸣无疑是好事，希望能为决策者提供一点参考。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目前上海的疫情。根据上海市卫健委提供的信息，上海这波本土疫情起始于二月底，到三月下旬开始剧烈增长。从吸收经验和教训的角度，我个人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去思考：
第一，上海为什么能够将新冠病毒的致病性降到如此之低？和上海不同，其它地区的有症状的感染率明显偏高，比如同期在东北吉林发生的疫情，其中有症状的新冠感染的比例达到了60%以上，是上海的十几倍。
第二，既然新冠病毒的致病性如此之低，为什么还要封城严防死守？不到5%的感染者有症状，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1例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冠在目前的上海的致病性已经低于流感。那么，为什么还要这样严防死守？
第三，上海目前的防疫政策的的代价有多高？最近上海东方医院的一名护士因为哮喘发作，先后前往三家医院寻求求治，最后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不幸死亡。这并不是个例，根据新闻报道，上海另外一位患有哮喘的老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防疫是一场人类和新冠病毒的博弈，我们需要在防疫收益和成本之间权衡。显然，疫苗出现之前和普及之后的疫情已经很不相同，就像2020年初的武汉和2022年三月的上海，新冠病毒所导致的危害已经呈现出了本质的差异。而且，随着病毒传染力的升高，严防死守的成本也将激烈增长，所以当新冠的致病性已经发生改变、清零成本却反而要增加的时候，在天平另外一边的防疫措施是否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