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其官网上发布了《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上海市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0.7，平均初育年龄30.36岁，平均生育年龄31.18岁。所谓“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定综合指标，指一个女性队列如果按照某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通过这个指标可估算人口世代间更替水平。
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即平均每对夫妻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得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当。而在国际上，总和生育率低于1.5便可以算作很低了。
根据2021年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的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3，上海地区为0.73，而就在去年，这个数字变成了0.7。作为上海，这样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来看经济比较发达、妇女教育水平也较高的城市，其总和生育率却远低于全国，而且有越来越低的势头。
这不禁让人想起在全国人口负增长的新闻出现之后，社交媒体上曾经出现的一种声音：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导致她们不想生孩子了？甚至，有人延伸到，女性不读这么多书，生育率就能升上去了……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知识分子》特意找到了专注于人口政策、婚姻家庭、老龄化与养老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进行对谈。
知识分子：全国人口负增长的新闻出现之后，社会上出现一些声音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导致不想生孩子了，作为一个资深的人口学家，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上述观点到底对不对？宋健：如果觉得尽量避免或减少女性受更高教育可能对提升生育率有帮助，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这个问题主要涉及生育率下降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之间的关系。
首先，如何理解人口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就是不考虑人口迁移的情况下，出生人口数少于死亡人口数的一种状态。中国的死亡率比较稳定，目前每年的死亡人口数大约在1000万人上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个数值今后还可能增加。如果要维持人口正增长，就意味着每年至少要出生1000万活产婴儿。在人口快速增长时期，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都保持在2000万人甚至接近3000万人的水平。
自1998年后，中国的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出生人口数降到2000万人以下，此后大约有十几年里，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维持在1600万人左右的水平。2016年出生人口数出现一个小高峰，达到1786万人，近几年出生人口数则发生了断崖式下降。2022年只有956万人，出生人口数不及死亡人口数，所以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可以认为出生人口数过低是导致人口负增长的直接原因。
但出生人口数为什么低，答案却并不简单。出生人口数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指标。一般而言，总人口基数越大的人口，出生人口数越多。同样的人口总量下，人口年龄结构越年轻、女性人口数越多、女性的年龄结构越年轻，出生人口数就会越多。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生育率，其他条件不变时，生育率越高的人口，出生人口数就越多。
生育率的综合度量指标是总和生育率，是通过人口学的假定队列技术估计的一个指标，假设一个女性队列按照某一年的分年龄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女性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总和生育率等于2.1时，一般认为人口可以实现简单再生产，就是子女一代刚好替换父母一代，低于这个值的人口，都是代际间不断衰减的人口。中国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处于极低水平。
中国生育率从20世纪五十年代5-6个孩子的水平降到现不足2.1更替水平，是人口转变的结果。人口转变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发生的人口规律性现象。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率先下降，生育率并不会随之自动下降。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婚育观念和行为变化的影响，在一些国家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
如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实行过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印度是世界上第一个施行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但当时的政策效果不太好，生育率下降不明显。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确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美国人口学家寇尔的观点，生育率下降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个体意识到生育可由自我控制；二是个体意识到节制生育的好处；三是个体能够方便获得节育的相关技术和方法。
受教育程度与上述三个条件均有关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思想更前沿、更开放、更易于接受先进理念，也更容易获得和掌握技术与方法。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比较，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的平均生育水平越低。
但需要注意的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和生育率下降都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因为女性接受教育、进入职场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育率下降不单纯是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不愿意生孩子导致的，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总的来说，不可能通过避免或减少女性受更高教育而提升生育率。女性在思想和经济上独立是时代进步的必然，是社会性别平等的表现。而且女性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不仅会提升当代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有助于提升后代的受教育水平。经验研究结果证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代的学习成就和教育水平往往也更高。
提升生育率不能开历史倒车，而是应该聚焦阻碍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提升的各类经济社会因素，通过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和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