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无论是高考还是研究生招生，都频频出现学生考上了却不去报到上学的现象。对此，专家表示，这其实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普及后的一个表现。实际上，这一现象在英美高校也同样存在，而它们的一些做法或对我国有些启发。
中国政法大学日前发出公告，32名2022级研究生新生因为未按时报到，被取消入学资格。这32人中，除去留学生等特殊人群，来自内地的有15名硕士、7名博士共22人。一边是考研热、考研难，但另一边是考上也不去，而且是放弃这么好的学校，让很多人感到惊讶。这一消息一时冲上各平台热搜。
其实在2021年9月，这所入选了“双一流”建设学科的高校也曾发布公告，38名研究生因未在规定时间报到，取消入学资格，今年实际上还少了6人。换句话说，研究生录取不报到并非新鲜事，也不限于这一所高校，而是比较普遍。比如，2019年湖南大学就发布消息称，取消69名研究生资格，原因也是未按时报到。同年，苏州大学发布公告，68名研究生未按时报到，放弃了入学资格。
2020年，太原理工大学也有49名研究生逾期未报到。因此，这一现象在全国高校普遍存在，区别只是人数多少。
为什么不去报到？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总体上应该比较简单：有了更好的去处。坦率地讲，多数年轻人考研读研的目的还是就业，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很多年轻人往往多头出击，一方面备考研究生、公务员，同时找其他工作，也有一些还在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对于优秀的学生，往往是四处开花。
考政法大学的研究生成功了，考公务员、法官也成功了，或者是找到了几份体面的工作。权衡以后，放弃读研就成了很正常的一个选择。
我们必须承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录取而不报到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在现有制度下，这一做法并不违规，也是政策允许的。但是，很多人质疑这一做法有浪费教育资源、影响其他人获得教育机会之嫌，因而多有批评。那么，这样做是否浪费了教育资源？客观上存在，但在教育普及化的概念下，浪费之说也难以完全成立。
在精英教育时代，的确存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因此我们对报考资格都有严格限定。比如2001年之前，高考报名年龄限制在25周岁以内且未婚。核心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超过这个年龄的人，读完大学后服务年限也较少，已经不值得培养了。伴随着大扩招，这一要求被废止，核心就是保障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算计是否浪费了资源，因为高等教育普及化之下，已经不稀缺了。
到如今，不但不稀缺，甚至还面临生源枯竭的问题。比如高职等专科高校，招生计划完成率低，报到率也非常低，目前全国平均报到率普遍低于85%。因此，2019年高职大扩招，招生计划定为116万，实际就是按85%报到率倒算出来的，真实的目标是招100万人左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到这是资源浪费。为什么？说白了就是资源多，竞争并不激烈。因此，浪费与否，核心还是根据稀缺度在谈。
202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01万，本科招生近450万，研究生招生117.65万，仅硕士招生量就赶上了1998年本专科招生量。即便是名校，招生量也在大幅增长，远非当初那么稀缺。2022年，复旦大学招收各类新生15651人，是80年代十余倍，其中本科生4120人，占比26%，硕士8400人，占比54%，博士3131人，占比20%。上海交大类似，研究生合计占72%。
我们很少谈对专科教育资源的浪费，而是紧盯名校、研究生，核心还是稀缺度本身，虽然今天名校的稀缺度和上个世纪80、90年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被录取而不报到，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伴生的一种“喜悦”，是受教育者有更大更多的选择权的结果。
但是，对于这一越来越突出的现象，的确应该给予关注并逐步解决了。毕竟不报到人数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一旦高到一定比例，将会对高校的正常运行带来直接的影响。比如，一旦报到率过低，部分对学生学费依赖度高的高校，其基本运转就受到了直接影响。而一些博士生导师，平均一年也不到一个招生名额，一旦录取而不报到，就对导师的研究工作造成了直接影响。
对此问题，有人说，补录就是了。理论上当然可以，但存在很多现实困难。
高考、考研等都是高利害度的考试，为保障公平公正，我们不可能放任学校自行组织补录，哪怕只有几个人。这样的话，就需要在统一组织下进行二次考试。比如硕士研究生招生，笔试只是初试，复试是关键，我们可以不用再组织初试，但为保障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性，各学校补录的复试组织与规范要求与正常录取应一致，包括复试中的笔试面试，以及监察部门的过程监督等等，这几乎就等于一年两次招考，从效率上就很难实行。
日前，哈佛大学公布了今年录取的各种数据，秋季正常入学的学生也仅占录取人数的83%。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英美，为应对录取但不报到的情况，都有着系统成熟的办法。第一就是多招，超额招生，类似航空公司机票超卖一样，根据往年报到率，上浮招生人数。比如，原计划招生100人，那就发120份录取通知，最后实现100人报到的目的。还有很多其他做法。
比如，美国高校有一个确认环节，即收到录取通知的考生，都需要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之前，书面回复并确认，一旦不予确认，就会马上启动补录流程，对waiting list上的名单补充发出录取通知。
对于高校来说，比较简单的做法是超卖。但在学校无法完全实现自主权的情况下，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我们的招生更接近于计划经济，学校并没有自主权，而国家也是根据这个计划给学校拨付经费的。每个学校的报到率不同，而且在变动中，国家又如何实现这种精准分配？但无论如何，都值得探索，也有一定的可行性，比如是否可以尝试增加2-5%的计划？
但是，仅有超卖还不够，有必要增加确认环节，给正常招生周期中留出二次补录的时间。即在被录取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书面确认。对于确认后却未履行责任的考生进行惩戒，有后果，就成为这其中的关键。否则，这种承诺就如同废纸，没有实际意义，确认环节就形同虚设了。近年来，在研究生推免招生过程中，已频繁出现学生放老师鸽子的现象。因此，对于缺乏契约精神的同学给予合理的惩罚，实际上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