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诺奖公布的时候，⼈们常以“实⾄名归”、“当之⽆愧”这样的赞誉形容获奖⼈，这意味着就某项发现⽽⾔，他们是最有资格获得承认的。但诺奖并⾮每⼀项都“⽆可争议”，在其122年的历史中，就有⼀些案例，该得的没得，不该得的得了。
⽐如，2023年，也就是今年的诺⻉尔⽣理学与医学奖授予了匈⽛利⼈卡塔林-卡⾥科（Katalin Kariko）和美国⼈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表彰他们“在核苷酸修饰⽅⾯的发现，从⽽开发出有效的mRNA疫苗来对抗COVID-19疫情”。不少⼈认为，这个奖励是意料之中，没什么问题；但也有评论认为，诺奖委员会是“媚俗”。
但瑞典科学院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通常不为⼈知，这是因为其遴选细节要保密50年。从1974年开始，⼀些物理和化学⽅⾯的诺奖档案资料解密，学者借此可更好地分析造成争议的原因。
其中⼀个影响公正的因素是作为发奖国，瑞典这个国家的问题。科学合作在战争期间受到很⼤的影响，近的如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科学家的抵制，远的如⼀战后对德国科学的孤⽴。
1919年6⽉28⽇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第282和299条，涉及到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等同盟国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新建⽴的国际研究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意在将德国学者排除在国际科学圈之外。在学会、出版、会议等多个层⾯，法、英和美等国意图削弱德国的影响，甚⾄要让德语作为⼀个主要的“科学语⾔”消失。
在两次世界⼤战中，瑞典曾保持中⽴，这个⻆⾊本身是好的，可以⼀定程度上避免国际政治的⼲预。但战时诺奖的授予也被赋予了⽀持科学合作、科学国际主义的⻆⾊，具体实施起来，就是对战败的⼀⽅给予⼀定的“补偿”。
⽐如，在⼀战结束后的1919年，德国物理学家斯塔克（Johannes Stark）获得了诺⻉尔物理奖；德国化学家哈伯（Fritz Haber）也在这⼀年领取了诺⻉尔化学奖，尽管他在⼀战时曾主导研制并亲⾃部署过毒⽓战。
诺奖还有⼀类偏⻅是因为诺奖委员会成员有个⼈的研究领域或倾向。
这⽅⾯突出的例⼦是阿累尼乌斯（Svante Arhenius）⿎吹物理化学，他本⼈获得1903年的化学诺奖，成为瑞典第⼀位诺奖得主。此外，他也协助这⼀领域的其他⼈获得了诺奖，如奥斯特瓦尔德（Friedrich Wilhelm Ostwald，1909化学）、范特霍夫（Jacobus Henricus van 't Hoff，1901化学）。
此外，斯⻙德伯格 (Theodor Svedberg) ⿎吹胶体化学、⻄格巴恩 (Manne Siegbahn) ⿎吹X射线光谱学，都为他们本⼈赢得了诺奖。这么推崇⾃⼰的研究领域⾃然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是可以提升该领域的知名度，另⼀⽅⾯也更容易获得各⽅⾯的资⾦资助。诺奖委员会成员的偏⻅，有时候甚⾄涉及个⼈私怨。我们拿“发现核裂变”来举例。
1944年的诺⻉尔化学奖颁给了德国科学家哈恩（Otto Hahn）。年轻科学家施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的贡献被忽视，哈恩30年的合作者、⼥性科学家迈特纳（Lise Meitner）也被忽视。她被爱因斯坦称为“德国的居⾥夫⼈”，本有希望成为第⼆位获得诺⻉尔物理奖的⼥性。
诺奖造成的争议还不⽌这些。
⽐如，2017年的诺⻉尔奖授予魏斯（Reiner Weiss）、索恩（Kip Thorne）和巴⾥什（Barry Barish），表彰发现了引⼒波。但实际上，参与这⼀探测项⽬的科学家和⼯程师有上千名。
希格斯粒⼦的发现也是这样，2013年的诺奖只表彰了两位理论学者希格斯（Peter Higgs）和恩格勒（Fran?ois Englert），但其实2012年7⽉欧洲核⼦中⼼宣布发现希格斯粒⼦时，论⽂作者署名达到5154名，⼤多数是实验科学家和⼯程师。但诺⻉尔奖没有集体奖。受限于三位获奖者的规定也让⼀些发现遗漏了重要的贡献者，这⽅⾯的例⼦更多。
也有的重要的发现从根本上就被忽略，⽐如著名的玻⾊－爱因斯坦凝聚，印度物理学家玻⾊（Satyendra Nath Bose）终其⼀⽣都没有得到诺奖。还有错发的，⽐如1938年的诺⻉尔物理学奖授予费⽶，其中的理由之⼀是发现“超铀元素”，但⻢上第⼆年就被证明，“超铀元素”不过是铀核裂变的产物。诺奖也不会授予已经过世的⼈，这也造成了⼀些⽆法弥补的遗憾。
⽐如，最早在1957年提出中微⼦可能会“振荡”（从⼀种类型转变为另⼀种类型）的庞泰科尔沃（Pontecorvo）在1993年去世，⽽⽇本的超级神冈实验在1998年宣布发现了中微⼦振荡，并分享了2015年的诺奖。诺奖并⾮完美，在未来可⻅的⽇⼦⾥，诺奖基⾦会似乎也不打算做⼀些规则等⽅⾯的更改，那么其造成的争议必然将继续产⽣，其造成的错误也将⽆法获得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