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时器到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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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旅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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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之前，中国先民就发现了太阳正午高度随季节变化，日影长短也随之变化这一自然现象。针对日影的变化，人们设计出日晷计时。对此，《周礼》中记载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除了日晷，焚香和沙漏也是古代计时的方法。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与气候、天象尤其是节气测算相比，计时的精确与否并不那么重要。
一般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照自身的生物钟，或者聆听晨钟暮鼓就能建构自己的时间，所以中国古人在精准计时的技术探索方面不是很积极。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葡萄牙人获得大明王朝认可的朝贡国家身份，享受把澳门作为永久陆上基地及所有进口商品纳税20％等待遇。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获取在澳门修建永久性房屋的权利。这一时期，澳门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关键节点，大量来自西方的货物和人员都先在这里汇集。17世纪初，机械钟表就是随着耶稣会士先旅行到澳门，再逐步来到内地。
与中国传统计时器相比，西方钟表不仅计时更准确，而且到点能发出声响，所以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自然漏”或“自鸣钟”。对此，曾于明嘉靖年间任浙江衢州、海盐等县知县的王临亨在《粤剑编》中说：“澳中夷人饮食器用无不精凿，有自然乐、自然漏……自然漏以铜为之，于正午时下一筹，后每更一时，筹从中一响，十二时乃已。
”王临亨是江苏昆山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他奉命到广东审案，其间他游历广州、澳门，将所见所闻写成《粤剑编》，正是在澳门，他看到了来自西方的钟表。
是谁最先把自鸣钟从西方带到澳门？台湾政治大学李侑儒在其博士论文《明清钟表1582—1911》中认为，被誉为“西方汉学之父”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于1579年将自鸣钟带到了中国澳门。然而，来到澳门的自鸣钟并没有很快向北旅行，它还在等另一位更加重要的人物——利玛窦。
作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来中国的终极目标是传播基督福音。为此，他们千方百计想要谒见中国皇帝。
经过不懈努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终于得到进京面见万历皇帝的机会，在此之前，他上疏详奏自己进贡之物时说：“本次向皇帝陛下进献的都是我们国家自产的东西，有耶稣画像一幅，圣母玛丽亚画像两幅，《天主经》一本，镶嵌珍珠的十字架一座，两架自鸣钟，《万国土志》一本等，这些东西不算什么珍奇，但是都是从遥远的西方送来，让陛下看看我们国家有的不同东西。”
关于利玛窦所携带的钟表，应天府江宁（今南京）人顾起元（1565—1628年）在《客座赘语》中说：“所制器有自鸣钟，以铁为之，丝绳交络，悬于簴，轮转上下，戛戛不停，应时击钟有声，器亦工甚……利玛窦后入京，进所制钟及摩尼宝石于朝，上命官给馆舍而禄之。”无可非议，在给万历皇帝的这些贡品中，自鸣钟是最贵重的礼物。两个自鸣钟大小各一座，小的仅二三寸高。
由于钟表制作精良且不为中国所有，利玛窦送来的钟表很快成为大明皇帝案几上的珍玩。皇帝本人对之爱不释手，还特意安排两位太监每天为钟表上发条。史料记载，当太后得知自鸣钟的消息后也想鉴赏把玩。皇帝担心自己的母亲会留为己用，竟然命太监把钟表的发条松了后再送去。结果，面对一个“不鸣”的钟表，太后不是很欣赏，在放了一段时间后便送回给皇帝。因为担心自鸣钟出毛病,皇帝和他身边的太监不得不时常召神父进宫维修。
换言之，自从宫中有了自鸣钟，万历皇帝便离不开利玛窦等人了。
与利玛窦等人的钟表自南而北的中国旅行相比，耶稣会士鄂本笃携带的钟表则从印度沿陆路来到中国。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这位与利玛窦同时期的耶稣会士自印度亚格拉启程，经中亚细亚，越帕米尔高原，于1605年到达肃州（今甘肃酒泉）。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鄂本笃来到中国喀什拜见当地国王时，向其进献了钟表：“国王名曰摩哈美德汗，鄂本笃往朝之。
进献时辰表、望远镜以及欧洲带来诸珍奇。”本文节选自《百科知识》2022.4A
钟表旅行到中国后，不仅受到皇室的青睐，也得到民间能工巧匠的仿制。如万历年间的福建莆田文人姚旅在《露书》中记载：“西域利玛窦作自鸣钟，更点甚明，今海澄人能仿作。”海澄是明代中后期与日本和西洋贸易的重要港口。
到了清代初期，从海路旅行到中国的钟表更多，以至于乾隆年间访华的马戛尔尼感慨说，清皇室收藏的地球仪、钟表等西洋器物之丰富，让他们对自己使团带来的礼物感到汗颜。当然，清初中国人仿制西洋钟表的水平也更高了，如《清稗类钞》中说：“国初，福建漳州有孙细娘者，造小自鸣钟，高仅一寸，而报时不差分毫。”
中国向东，钟表日本朝鲜行记
与中国相同，日本、朝鲜半岛的钟表也是漂洋过海从西方旅行而来的。
传统东方社会仅有“时辰”这个相对粗放的时间概念，而“瞬间”“刹那”“一念”“须臾”等微观时间都是来自印度佛教的舶来品。时至今日，日本静冈久能山东照宫博物馆仍珍藏有一件“洋時計”。那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赠送给德川家康家族的。据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最早收录“钟表”一词的日文文献是《日葡辞书》（1603—1604年），其中已经有“钟表”这个词汇。
该辞书将葡萄牙语“钟表”一词标记为“時計”，并对此解释为“标识白天时间的一种器具”。
日本京都大学历史学家平岡隆二指出，机械钟表及其制作的最初技术也是通过西方耶稣会士传播到日本的。他认为，自鸣钟传入日本比《日葡辞书》的记录还要早。1551年，耶稣会士沙勿略已经将一个钟表进献给了山口县的西国探题（日本室町幕府时期的地方官职）大内义隆。
由于缺乏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当时日本人将来自欧洲的钟表误认为是来自天竺，所以《大内义隆记》中记载：“从天竺国而来的礼物中，有一能够司时而随昼夜长短发出声响之物。”
有趣的是，日本文献中关于钟表的来源还采用了中文典籍的记录。如寺岛良安编写的《和汉三才图会》（1712年）就收录了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一书关于自鸣钟的记述：“自鸣钟，俗云时计。《五杂俎》云，西僧利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日文钟表历史文献直接引用中国典籍，或许说明有些钟表是经过中国再转运到日本的。
除了日本，一部分钟表也通过中国继续向东旅行，来到朝鲜半岛。
对此，葛兆光先生在《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指出，17世纪中期，来中国的朝鲜使臣日记中“遭遇西洋人的记载渐多”，在这些朝鲜使臣的日记中，自鸣钟赫然在列。1631年，朝鲜使臣郑斗源由海路从朝鲜到达北京。在北京，朝鲜使臣见到了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等人。1632年，郑斗源的手下李荣和郑季吉将陆若汉赠送的红夷炮、千里镜和自鸣钟等器物，带回朝鲜进献给了仁祖。
随着更多的钟表旅行到朝鲜，朝鲜人也开始研究钟表原理，并着手开始仿制。郭世荣先生在《“重器非其人勿传”——自鸣钟在朝鲜的文化意义》一文中指出，到了18世纪后期，朝鲜半岛已经有不少能自己设计、制造自鸣钟的匠人。其中，黄胤锡（1729—1791年）还完成了系统研究自鸣钟的专著《轮钟记》。
从钟表完成全世界旅行的那天开始，标准的、统一的世界时间就被构建了。时至今日，技术的发展早已不需要用钟表来计时了，但是劳力士等名表的价格仍高得离谱，它们主打怀旧情调，依然是顶级奢侈品的代名词。从计时器到奢侈品，这大概是钟表在旅行之初没有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