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龙和龙王完全是两回事。龙属于文化范畴，地位崇高而独特，本领高强且神力无边，它既能高飞九天之上，又能深潜暗黑渊底；既是“圣王有正德”的祥瑞之兆，又是皇室帝王的象征。而龙王属于宗教范畴，或出现于佛经庙宇，或显身于符咒道观，法力有限，地位不高。如在古典文学作品《西游记》《封神演义》中，龙王不仅要受多位神祇的管束，还不时遭受各方神魔的勒索欺辱，形象颇为可怜。
在古代的世俗生活中，如果人们祈雨无效，还会将龙王塑像抬出庙宇进行暴晒或鞭打。从时间上看，龙的历史悠久，而龙王则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出现的。宋代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曾明确指出，佛经传入之后，中国才有了龙王这一概念。
在古印度，最早介绍和翻译中国龙的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龙树。他在《大智度论》一书中有“那伽，名龙”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测，龙树是在知晓和了解中国龙的前提下完成翻译的。
历史上，中国龙及其故事、形象早在秦汉之前就已经由中国商人或外交官员传播到印度。对此，中印史专家胡同庆先生早在1988年就指出：“印度本来没有龙，印度龙是在中印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初期由中国传到印度去的，中国龙种到印度后，和印度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印度龙种。”换句话说，先有中国龙旅行至印度，后有印度人结合中国龙创造出来的龙王。
在中国龙到来之前印度社人文会中有那伽的信仰。
那伽是婆罗门教神话中的蛇神群体，它们体形巨大，有一个或七个头。根据婆罗门教教义的描述，那伽是河流、泉水的保护神，能兴云布雨，但也会带来洪水和干旱等灾祸。那迦数量众多且等级森严，如那伽的首领婆苏吉就曾在“搅拌乳海”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婆苏吉之外还有八位强大的那伽王以及无数中小那伽王。佛教兴起后，继承了婆罗门教那伽的相关叙述和故事，并在佛经的汉译中，将它们称为“龙王”“八龙王”“八部天龙”等。
除了翻译，印度僧侣还结合中国龙的特征和神力展开了瑰丽的想象，对那伽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改造，创设出龙王、龙女、龙宫、龙池等角色和概念，增加了天龙为刚出生的释迦牟尼洗浴等情节。随着中印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龙的形象也逐渐出现在佛教造像和绘画艺术中。龟兹研究院的叶梅研究员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龙形象探析》一文中认为，在克孜尔千佛洞中，佛陀说法或佛像的周边既有多头蛇的“那伽”龙，也有中国龙。
随着佛教东传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汉地高僧加入译经队伍，佛经中的龙王也越来越中国化。在参考印度教“象头神”犍尼萨、“神猴”哈奴曼等形象后，龙头人身的龙王形象便逐渐丰满起来，并出现在中唐、晚唐时期的敦煌壁画中，成为流行中国大地的标准龙王造像。
早期佛教文献中的龙总离不开婆罗门教的影子。
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盘踞在“不可依山”山顶大池里的毒龙曾杀害过往的商人，附近盘陀国的国王为了保护国境安泰，前往乌场国（今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学习婆罗门咒，四年后学成归来俘获毒龙，并将其迁离了自己的国境。由于婆罗门教神祇众多，那伽的地位又不算很高，导致在进入佛教话语体系之后，龙王也不具有独特和唯一的属性。
所以，与法显、玄奘等高僧不同，中国龙在远行天竺之后，非但没有声名鹊起、身价倍增，反倒让自己降格不少，成为颇为憋屈的神祇。
但应当承认的是，龙王得到了中国人的普遍接纳和欢迎，并极大丰富了中国的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