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底，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因工作需要，打算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东团坡一带扩建厂房。就在开山炸石的过程中，爆破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红砂岩中炸出一大片褐色的土层。正当他们疑惑之时，一位领导刚好前来视察工作，他怀疑这是处大型墓葬。
果不其然，工人们无意间发现的褐色土层，便是日后鼎鼎有名的曾侯乙墓的封土堆，而我们所要说的这件国宝级文物——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正是出土于这座墓葬之中。曾侯乙墓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共出土各类器物1.5万余件，其中为世人所熟知的有曾侯乙编钟、尊盘、青铜建鼓座、十六节龙凤玉佩、大尊缶、云纹金盏等。相比较之下，鸳鸯形漆盒并不突出，甚至有些“平庸”。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这件漆盒看似“不起眼”，却被列入了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要知道目录上只有195件（套）文物，能入围的个个都是万里挑一、精品中的精品。鸳鸯形漆盒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能成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呢？我们不妨先在漆盒上寻找一下线索。
鸳鸯形漆盒为木胎胎质，由两半胶合而成，整体看上去像一只浮水的“鸳鸯”——翅膀微微上翘，尾部平伸，双腿蜷曲。器身肥硕，内部凿空，背上有一个长方形孔，上有一个浮雕夔龙盖。颈下有圆形榫头，可嵌入器身颈部的卯孔内，头部能自由旋转，拔出后里面的榫眼可作为出水口，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漆盒全身以黑漆为地，以朱红和金黄两种色彩为饰。工匠们在器物头颈、胸部、背部等地方描绘出鳞纹、锯齿纹、菱格纹，来模仿鸟类羽毛。
漆盒腹部最开阔、最显眼的地方绘制有两幅乐舞图。其中一幅为《撞钟击磬图》，画面正中央绘有两层柱架，上面一层用绳子悬挂两个甬钟，下面一层悬挂两个磬，一个鸟首人身者，手持钟棒背向撞击编钟。另一幅为《建鼓舞图》，以兽为鼓座的建鼓立于中央，鼓的右侧是一个带着鸟形冠的人，双手各持一个鼓槌，似乎正在奋力击鼓；左侧是一个戴冠佩剑的武士，随着鼓点翩翩起舞。这两幅图真实形象地描绘了战国早期宫廷乐舞的景象。
音乐和舞蹈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以礼乐文化为代表的礼制就一直生生不息，不断影响并塑造着华夏文明。不过时移世易，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过于遥远，它们不是存在于古籍中晦涩难懂的文字，就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沉默无言的展品。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的出土，让遥远而陌生的礼乐变得鲜活起来。
战国之后，与建鼓演奏相关的图像资料，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较为常见，但是关于编钟、编磬演奏的图像资料则十分罕见。漆盒上用钟棒演奏编钟的方法，让2000多年前演奏的场景鲜活再现，为后人想象曾侯乙编钟演奏提供了依据。尽管每幅画只有20多平方厘米，但却将庞大壮观的乐舞场面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着实令人惊叹，为今人留下了一个难得的、可以窥探先秦礼乐文化的窗口。
很多观众在博物馆见到这件漆盒时，或许第一眼并没有注意到它腹部精美的乐舞图，而是被展牌上的“鸳鸯”二字所困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展柜中的这一件漆盒，都与现实中的鸳鸯相去甚远。作为常见的水鸟，鸳鸯有着非常明显的外貌特征。雄鸳鸯羽毛鲜艳，头上有一簇华丽的冠羽，翅上有一对栗黄色扇状直立羽，如同一对张开的船帆；相比之下，雌鸳鸯羽毛呈灰褐色，虽然朴素一些，但身形匀称，小巧玲珑。
显然，曾侯乙墓葬中出土的这件漆盒并不具备这样的外形特征。如果非要说它是一只抽象的雌鸳鸯，勉强也能接受吧。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真的按照鸳鸯的模样来雕凿这件漆盒的吗？在探究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解决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件器物名称的由来。
它的全称为“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一般来说，博物馆里绝大多数文物的名称，是现在学者按照一套科学的文物命名规则来命名的（其实就是约定俗成，久而久之就成了所谓的科学命名法）。文物名称一般应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年代、款识或作者；特征、纹饰或颜色；器形或用途。以这件文物为例，“战国”是文物所属的年代，“彩绘乐舞图”是文物上最为突出的纹饰，“鸳鸯形漆盒”则是它的形状和器物类别。
如此细致地解释一番，其实只是想说明，这个名称是现在学者起的，古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制作的器物被称为“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所以也就无从谈起古人是否以鸳鸯为原型制作的问题。不过，即使战国的工匠确以鸳鸯为原型雕凿漆盒，制作出来的成品或许也不会如同现在的鸳鸯，因为历史上被古人称为鸳鸯的水鸟并不止一种。翻阅先秦之前的文献，《诗经》中与鸳鸯相关的诗句传播较为广泛。
其中一为《诗经·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其二为《诗经·小雅·白华》：“有鹙在梁，有鹤在林。维彼硕人，实劳我心。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在吟诵《诗经》的时代，鸳鸯应当只是一个常用的起兴意象，可惜的是，这两处都没有对其外貌进行描述，今人无从考证它的原型。
当然，也有一些“好事”之人，总想从只言片语中去破解古人留下的密码。他们说，这里的鸳鸯肯定不是现在所说的鸳鸯，因为鸳鸯性格机警，稍有声响，就会一飞冲天，想要通过网去捉罗它们，几乎不可能，所以不会有“鸳鸯于飞，毕之罗之”的场景。这时，我们还是让鸳鸯再飞一会儿。及至两汉，鸳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一些文献之中。如郑玄曰：“（鸳鸯）匹鸟，言其止则相耦（偶），飞则为双，性驯耦也。
”崔豹《古今注》云：“（鸳鸯）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至死，故曰‘匹鸟’。”相较于先秦时期，这一时期的鸳鸯的形象丰满了一些：匹鸟，即成双成对出现，而且非常忠贞，一只如果死了，另一只绝不会苟活于世，必定会追随爱情而去。这种说法和鸳鸯爱情鸟的身份还比较吻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代文人和民间传说都认为鸳鸯是恩爱、痴情的象征。
《孔雀东南飞》结尾处，焦仲卿与刘兰芝双双赴死化作鸳鸯：“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东晋干宝的志怪类小说《搜神记》中记载了韩凭夫妇，他们的故事与焦仲卿夫妇相似，死后也化作鸳鸯。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
”除此以外，初唐诗人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的诗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更被人们千古传诵，每每说到鸳鸯是爱情鸟时总绕不开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