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籍中可知，羊是古代重要的牺牲，孔子还曾将羊与礼并称。如《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意思是说子贡提出去掉告朔之礼中的“饩羊”（祭祀用的杀而未煮熟的羊），对于子贡这样的想法，孔子大为不满，认为礼仪是绝对不可废止的，祭祀所用的饩羊也是必须的。
前半句的“尔爱其羊”是对作为生物形态的羊的否定，后半句“我爱其礼”则是对祭祀所用羊的肯定，前后对比，突出了羊是礼的象征和代表。除了将羊与礼并称外，古人还用羊比喻君子应该具备的品德。《诗经·召南·羔羊》序曰：“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为什么时人会说“德如羔羊”？唐初孔颖达解释：“《宗伯》注云：羔取其群而不失其类。”这与孔子所说的“君子群而不党”不谋而合。
甲骨文中的“群”字就是用三只羊或者四只羊来表示，后来“群”的写法变成上面一个“君”字，下面一个“羊”字。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像羊一样，虽然聚在一起，但却非常谦恭，言行举止有度，充满和谐与秩序；不能像小人那样，为了利益聚集在一起，各怀鬼胎，背后行不义之举。孔子这里用羊来比喻君子的性格特征，因此，“群”成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中一个重要的标准。
《论语》中孔子的学生对他的评价是“温、良、恭、俭、让”，这些也是孔子认为君子所必备的品德。细细品味，这不正是羊的性格特点吗？西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写道：“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啼，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
故羊之为言犹祥欤!”意思是说羊有角不触人，杀之而不悲啼，跪受母乳，知仁、知义、知礼，集诸般美德于一身。董仲舒在这里显然进一步扩展了羊的性格特点，将其描述为一个无处不体现“仁义”的“完美”存在。上述与羊相关的文化看上去已经非常丰富了，其实这只是我国传统羊文化中的一小部分，经过数千年不断地补充和发展，“羊”的象征意义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或许在不经意间你就会和它邂逅。
至于朱然家族墓出土的这件青瓷羊，笔者认为更多的还是借用吉祥之意。除了这件精美的青瓷“羊王”，朱然家族墓还出土了多件漆器、陶器和铜币等，它们改写了数个“历史”。1984年，朱然家族墓地第一次被发掘时，出土了一对犀皮黄口羽觞。犀皮指的是一种古代漆器制作工艺，先用稠漆在胎骨上堆起高低不平的地子，然后分几次罩上不同颜色的漆层，最后打磨平整。
隆起的地子周围，在研磨后会露出一圈不同的漆层，花纹自由流畅，如行云流水，有随意变幻之感。在这件器物被发现之前，学者们一直认为我国唐代才出现犀皮工艺，而实物则只有明代的。然而，这件器物的出土说明至少在三国时期，我国工匠就已经掌握了犀皮工艺，足足比文献记载早了400余年，这只是朱然家族墓带给大家的众多惊喜之一。
由于三国时期距今年代久远，几乎没有保存下美术作品，给研究艺术史的学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他们只能从东汉以及两晋时期保存下来的一些美术作品中去推测三国时期的绘画风格。朱然家族墓出土了80余件漆器，大多数漆器上都绘有图案，而且内容十分丰富，甚至到了能看出三国时生活痕迹的地步，这无疑填补了美术史上的空白。
除此以外，这处遗址还让我们的邻国日本大吃一惊。我们知道日本人的传统服饰是和服与木屐。一直以来，日本人都认为木屐是他们的发明，但是朱然墓中出土的一对木屐，直接改写了这个历史，原来木屐是中国人的发明。说到这里，我们不禁疑惑，这个朱然到底是谁，为什么他的家族墓中有这么多精美的器物呢？朱然，字义封，原本叫施然，后来被东吴安国将军、吴郡太守朱治收为养子，这才改名为朱然。他在读书期间，就与孙权相交甚笃。
孙权也对朱然十分欣赏，在朱然18岁时，任命他为临川太守。朱然也没有让孙权失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随吕蒙于临沮擒关羽、关平父子。吕蒙病重时，孙权问吕蒙：“谁可以代替你？”吕蒙回答：“朱然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黄武元年（222年），刘备举兵攻宜都，朱然率5000人破刘备先锋，又截断刘备的后路。真正让朱然一战成名的是东吴与曹魏的江陵之战。
面对魏军多名大将的进攻，面对江陵城内粮草将绝的局面，面对人心惶惶想要投降的手下，朱然始终泰然自若，严防死守6个多月。魏军久攻不下，只好撤走。战功赫赫的朱然最后官至东吴左大司马、右军师。赤乌十二年（249年)，朱然病逝，孙权为其素服举哀。
不过，在小说《三国演义》的描述中，朱然并没有什么军事才华，又被赵云斩杀在夷陵之战。必须言明，这与史实严重不符。陈寿在《三国志》中这样评说：“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絮，其所文采，惟施将军器，余皆质素。终日钦钦，常在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从这段评价来看，陈寿还是非常认可朱然的。
了解了朱然生平，也就不难理解其墓葬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精美随葬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