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封建时期第一个盛世的开创者，汉文帝刘恒在汉代有着崇高的地位，这点从其谥号就不难看出。汉文帝，谥号“文”，所谓“谥者，行之迹”，指人死之后，后人对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的评价性文字。《逸周书·谥法解》记载：“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由此可见，古时谥号“文”是一种非常高的赞誉，史籍中对汉文帝的相关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
据文献记载，汉文帝广施仁德，宽容待人。有一次，汉文帝出行，突然一个老百姓从桥上冲下来，惊了他的马。汉文帝差点受伤，盛怒之下要求严惩这个冒失的百姓。然而，负责审案的廷尉只是罚了点钱。汉文帝听闻后，怒不可遏，质问廷尉为何违背他的旨意。廷尉说：“法律是天子和百姓共同遵守的准则，不能因为他惊了您的马，就违背法律的规定而重罚，这样以后谁还会遵守法律呢？”汉文帝思索良久，夸赞廷尉判得好。
不以一己之私破坏规矩，体现了汉文帝的宽宏大量和仁慈。又如郎中令张武等人的受贿行为被揭发出来后，汉文帝不仅不追究他们的过错，反而从御府里拨钱给他们，以此让他们感到羞愧。正是因为汉文帝注重以道德来感化百姓，才使汉朝礼仪兴盛。
在治国理政方面，汉文帝主张休养生息，轻徭薄役，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他鼓励农业生产，罢免天下田租；遇到自然灾害时，还免除诸侯的岁贡，减少百姓负担。因为怜悯吏卒从各地运输货物给京内诸侯非常辛苦，他下令让列侯回到封国，不必待在长安奉朝请安。北方的匈奴对中原虎视眈眈，多次侵扰边境地区，为了不让百姓陷入战火之中，他主动提出和亲政策，换取百姓生活的安宁，营造经济发展的时机。
在改革律法方面，汉文帝感慨刑罚严苛繁多，不利于国家治理，为此废除收帑连坐、诽谤妖言、肉刑等条文，让法律真正展现“禁暴而率善人”，着力营造政清人和的社会环境。《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了汉文帝废除肉刑时的一则故事：齐地一个小官吏淳于意触犯刑法，按律当受肉刑，他的女儿缇萦不忍父亲受刑，大胆向汉文帝上书，自愿做官府的婢女，为父亲换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有感于缇萦上书救父的勇气和孝心，汉文帝当即下诏，免除淳于意的罪罚，也没有让缇萦去做奴婢，并于次日废除黥、劓、刖等肉刑。说到孝顺，汉文帝可谓封建帝王中最负盛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说的就是他。在日常生活方面，汉文帝极度节俭，处处克制自己的欲望，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曾经他想建造一座用于赏景的露台，但当听说需要耗费“百金中民十家之产”时，果断下令罢建。
他平时只穿质地粗糙的衣服，同时严格要求身边的人，即使是十分受宠的慎夫人，也不能穿长到坠地的衣服，不能用绣有彩色纹饰的帷幔。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汉文帝更是要求“不起坟”，霸陵所有的装饰必须使用瓦器，不得使用金、银、铜、锡等金属。汉文帝执政期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而汉朝的社会经济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安定，政治海晏河清。司马迁称赞汉文帝：“德至盛也。岂不仁哉！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能够同时兼备“德”与“仁”的君主，只有尧、舜、禹、汤、文王等人，而在司马迁眼中，汉文帝完全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历史中的汉文帝真是如此俭朴、宽宏、仁德，几乎“零差评”吗？其实未必。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文帝十分宠幸邓通，便将蜀地的一座铜矿赐予邓通。邓通私自铸币，导致“邓氏钱”遍布天下，极大地危害了汉初的社会经济发展。
历代论者多称汉文帝有长者之风，然而他并不是一味的宽容。面对拥立自己的周勃，汉文帝就多次打压，最终免去他的丞相之位，责令他返回封国。回到封地的周勃常怀不安，甚至“自畏恐诛”。由此可见，汉文帝绝不是《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得那样宽仁敦厚。此外，班固《汉书·贾谊传》转载贾谊呈奏给汉文帝的《治安策》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汉文帝统治下的汉朝仍有许多弊端。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又说：“汉为之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这与司马迁笔下的“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形成鲜明的反差。
可见，汉文帝刘恒的一生远比一个“文”字来得丰富，这也提醒我们不能通过一家之言去了解历史，兼听则明，旁听则暗，如同充当了千余年霸陵的凤凰嘴一样，有些历史或许只是讹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