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全貌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高票入选。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如今烽燧顶部已被千年风沙侵蚀，烽燧的迎风面也遭严重风蚀，仅剩下原来的一半左右。诚然如此，历经1200多年，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依然巍然屹立。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古勒巴克乡兴地村西南57千米处的一片荒漠之中。
这里东距营盘古城遗址47千米，南距楼兰古城遗址233千米，是孔雀河烽燧群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陷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神秘的东方古国吸引了大批西方探险家，他们很多人披着“考古”的外衣，进入中国的西北地区，探寻消失在岁月中的历史遗迹，并对大量文物古迹进行肆意盗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就是在这一时期被西方探险家所发现的。
1896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深入中国西北腹地，在库尔勒至罗布泊北岸的孔雀河沿线开展所谓的“科考”，发现并记录了孔雀河烽燧群。他在考察记录中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称为“阿亚格吐拉”（意为“低塔”），但对烽燧的规模、形制等记载并不多。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对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九座烽燧进行了考察，详细记录了这些烽燧的具体情况，并拍摄了烽燧西壁和北壁的照片。
此外，他还在烽燧西侧的沙堆顶部盗挖出麻鞋、木梳、木镘刀、木梭、骨骰子和纸画等物品。斯坦因一系列文章和摄影作品的发表，使西方探险家知晓了在遥远的东方腹地，还有一处千年不朽的烽燧遗址。
此后的数十年间，鲜有人踏足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新疆的地面文物进行全面普查。鉴于当时交通、技术等条件限制，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直至2000年，巴音郭楞州文物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区开展调查，这处烽燧遗址才重回人们的视野。2001年，国家文物局将孔雀河烽燧群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从2019年11月至2021年初，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沉睡千年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得以“重见天日”。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孔雀河北岸的一处大型红柳沙堆旁，除现存的烽燧残体外，还陆续发现有房屋、道路、水塘、木栅栏、灰堆等遗迹。经过考古人员的悉心勘测，发现烽燧遗址整体为长方形结构，立面呈梯形，底部边长约9.4米，现存高度约5.6米。在烽燧遗址旁，考古人员清理出三间毗邻的屋舍基址。经测算，房屋的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屋内有炕、灶、柱洞等陈设，现存墙体还残存有草拌泥皮和白灰墙面。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不远处发现了水塘遗迹，其中有明显的人工修葺痕迹，中部较深，边缘较为平整，内有淤泥层，专家推断应为当时戍边将士们日常所用的水源。
在遗址的四周还发现了六处灰堆，大多位于红柳沙堆边缘斜坡之上，呈倾斜状堆积。经过清理后，考古人员发现有的堆积的是生活垃圾，有的则淤积了烽燧建筑的坍塌物。在这些堆积物中还发现了尚未燃烧殆尽的积薪，多为芦苇束、红柳枝等。
考古人员在烽燧遗址和灰堆遗迹中采集了多份碳14标本，经过检测，推测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修筑于700年前后，大致为初唐时期。同时，综合分析堆积物质、出土物品及历史文献等信息，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的修筑时期应为武周长寿元年（692年）前后，并沿用了近百年，至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前后被废弃。
考古人员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中清理、发掘出各类文物1450余件。这些文物种类丰富，有生活所用的器物，如陶纺轮和木纺杆、铜质的銙饰和带扣、木质的筷和勺等；也有战斗所用的器物，如皮铠甲片、木剑鞘、木弓、木箭杆等；除此之外，还有麻鞋、印花绢残片、织物残片等。材质涵盖陶、铜、铁、石、骨、角、纸、皮、草、纺织品等，较为全面地展现出当时戍边将士们的军旅生活场景。
尽管西域边陲与中原腹地相距万里，却依旧与内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还出土了不少唐朝的钱币，如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此外，考古人员还在灰堆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及植物标本。
经过鉴定，动物主要有马鹿、黄羊、野猪、野兔、马、牛、羊、驴、狗、鸡、骆驼、天鹅、鱼等，植物则包含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粟、黍、黑豆、豌豆、桃、杏、枣、葱、甜瓜、西梅、亚麻、苜蓿等，说明当时烽燧周边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并成为当时戍边将士们重要的食物来源。
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还出土了800多份唐代的纸质文书、木简等实物文献，让人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历史，堪称“无声的证言”。
这些穿越千年的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尤以军事文献数量最多，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出土的文献中还出现了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等军事地名，并记载有楼兰路、焉耆路等军事防御路线图，为我们展现了唐代边疆立体化的军事防御屏障。
除军事文献外，还有不少是当时戍边将士的家书。
这些家书的卷首语大多从季节谈起，如“冬景既终”“春景渐芳”“仲夏极热”。很多家书还会以时令节气开头，饱含中华文化的含蓄之美，字里行间展露出浓浓的家国情怀。同时，夫妻之间的爱情、家人之间的亲情也通过这些文字传达出来。在其中一封信中，戍边的丈夫不忘叮嘱自己的妻子：“娘子不必忧愁，收拾麦羊，勿使堕落。”展阅视之，很难想象如此典雅温润的字句，竟然出自千年之前戍边将士的笔下，令人无限感叹。
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土的文献中，还发现了《韩朋赋》《游仙窟》《孝经》《千字文》等文学书籍的手抄本残片。其中，《韩朋赋》的成书时间不晚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属于初唐时期的版本。《韩朋赋》记载了韩朋与贞夫之间的爱情悲剧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出现在传世文献作品和各种艺术形式之中。在传世文献中，韩朋夫妇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汉末年的《列异传》。
另外，《搜神记》《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文献中都载有韩朋夫妇的故事。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千古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原型，指的就是韩朋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