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区位的不同，饮食结构的差异，使不同地方的人们在口味上千差万别。换言之，人们对于什么是“好吃”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正所谓“一个人的美食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然而，新近的社会学统计数据显示，几乎所有地区的人都对“甜”或“糖”表现出特别的偏爱甚至依赖。在日常表达中，人们乐于借用“甜”或“糖（蜜）”来形容人生的重要伴侣和时刻，如“甜心”“蜜月”等。
在西方，无论是茶、咖啡、可乐，还是其他种类的饮料，几乎都离不开糖；在东方菜肴中，与糖相关的菜品种类和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之中，糖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追溯糖的历史，我们发现来自东南亚和印度的“石蜜（甘蔗类糖）”是最早旅行到中国和欧洲的固体糖。随着现代基因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认为甘蔗起源于新几内亚。
在这个热带岛屿上，一种被称为“大茎野生种”的原始甘蔗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类驯化，逐渐演变为今日的甘蔗。之后随着世界人口的迁移以及商贸、文化的交流，甘蔗旅行到印度，并以印度为中心开始旅行到世界各地。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完成，始于15世纪的非洲黑奴贸易加速了甘蔗和蔗糖在全球的旅行步伐。蔗糖的经济影响和产业价值一度重构了当时的世界格局。
如李春辉先生就在《拉丁美洲史稿》一书中指出：“蔗糖在18世纪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就如钢铁在19世纪、石油在20世纪所占据的地位一样。”季羡林先生在《糖史》中指出，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一些动物）都喜欢吃甜东西。美国研究婴儿的学者也认为人类对甜味有一种内在的喜好。这种喜好出现在“人类发育的初期，而且相对地独立于外在经验”，之所以对甜味有特别的喜好，与母亲乳汁的甜味有关（人乳的含糖量约为6％～8％）。
上古时期，人们获取甜味的来源除了浆果、水果外，“蜂蜜大概是人类食用的自然糖中最甜的、最普通的一种，世界上各民族几乎都有吃蜜的习惯”。根据季羡林先生对梵文、古希腊文、斯拉夫语、立陶宛语、日耳曼语、英语和汉语的对比研究，“蜜”在这些语言的发音中都与“Mi”相关，显示出早期人类对蜂蜜、对甜味的认知高度一致。与液态的蜂蜜不同，固体的蔗糖不仅更容易携带，而且保质期也更长，自然是更理想的甜味来源。
两汉之际，蔗糖自西方和南方分两路而来，成为丰富中国人味蕾的新甜品。魏晋时期，专门记录云南、四川西南、贵州西部和交州（今越南）物产的《南中八郡志》中记载：“甘蔗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榨取汁，曝数时成饧，入口消失。彼人谓之石蜜。”对于为什么称为“石蜜”，同时期主要记录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物产的《凉州异物志》解释说：“石蜜非石类，假石之名也。实乃甘蔗煎而曝之，则凝如石而体甚轻，故谓之石蜜也。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最早接触和品尝蔗糖的很可能是生活在西北或西南边陲地区的人们。
中国引种甘蔗的历史颇为久远。季羡林先生的研究显示，从先秦一直到六朝的中国历史典籍中，“甘蔗”的字样已经较为频繁出现了。根据史料分析，这一时期甘蔗的产地基本都在我国南方，如安徽亳县、四川成都、浙江温州等地。季羡林先生认为，六朝以前中国人对于甘蔗“不是生吃，就是饮甘蔗浆，没有讲到用甘蔗制糖”。
流传于中国的早期佛经提及了印度的蔗糖。如由南朝宋高僧竺道生翻译的《五分律》卷八中就记载了印度的蔗糖：“彼守僧药比丘，应以新器盛呵梨勒阿摩勒……苷蔗、糖、石蜜。”此外，西游印度的玄奘法师也在其《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中印度地区的蔗糖情况：“至于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诸饼麸，常所膳也。”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蔗糖自印度经西域来到中原是否与佛教传播有关，但是蔗糖以及熬制蔗糖的技术从印度而来却是毋庸置疑的。据史料记载，唐初中国人不仅食用来自印度的蔗糖，也尝试自己熬制，但是自制的蔗糖质量不高。为此，唐太宗李世民还特意派遣专人学习制糖技术。对此，季羡林先生的观点认为：“中国蔗糖的制造始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之间的某一个时代，至少在后魏以前。”
关于印度蔗糖旅行到中国的这段历史，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进行了记述：“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问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与外国者等。自此中国方有沙糖。唐以前书传，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总之，从唐代开始，蔗糖才在中国有规模地流行起来。唐代孟诜在《食疗本草》中说，当时国内蔗糖已经在东部的江浙一带出现：“石蜜自蜀中、波斯来者良。
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皆煎蔗汁、牛乳，则易细白耳。”
唐代中日关系友好，唐朝的蔗糖还漂洋过海，旅行到了日本，进一步延伸了蔗糖的亚洲旅行轨迹。日本僧人真人元开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中记述，天宝二年（743年）高僧鉴真尝试首次东渡时，其所携带的给日本的货物中就有蔗糖和甘蔗：“毕钵、呵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