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产中征收一定的税赋，是历代王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早在西周时期，为了规范都城内的商业集市及都城建设，就开始有目的的向商人征收一定的赋税。当时西周的商人分为行商与坐商，所谓行商就是在规定时间内进入都城贩卖商品的货郎担，而坐商指的是在都城内有固定店铺的商人，西周政府仅向坐商征收一种名为“廛布（钱）”的税。
周代典籍《礼记·王制》中就有“廛，市物邸舍，税其舍而不税物”的记载，可见这是历史上最早有关“房产税”征收的条例。西汉承袭这一传统，向百姓征收名为“赀算”的赋税，其稽核的标准也是按照房屋及田产为统计对象的。当然，真正将房产作为独立征税对象，应肇始于唐代。唐建中时期，户部侍郎赵赞以军费不济为名，建议向全国征收“间架税”以缓解日益窘迫的财政支度。唐政府于公元783年颁布晓谕在全国开征“间架税”。
所谓“间架税”，就是将百姓的房产按照占地面积、修筑年代以及房屋质量的好坏作为评判对象所征收的一种赋税。按当时的律例规定“凡屋两架为一间，约价三等。上价间出税钱二千文，中价间出税钱一千文，下价出税钱五百文”，并且为了进行有效地监管，唐政府还规定但凡敢隐匿房产或谎报房产的屋主“匿一间，杖六十”，倘若有邻里告发，也可获得一定的奖赏。这种对房产不问有无收益，见屋就征的做法，受到民间的强烈反弹。
一时间“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苦”，何况是积贫积弱的平民百姓呢？由于政府征收高额税金，以致小民不堪负担，不少地方激起了民变。翌年，唐德宗不得不草草颁布告文，宣布废止“间架税”的征收。北宋时期，国家处于常年征战状态，军饷筹措日蹙。为了解决巨额的军费开支，政府开始向民间征收“宅税”。
由于北宋中央政府并没有制定统一的征收标准与定则，以致各地征收情况迥异有别，差异甚大。经济较为发达的汴州、扬州与苏州等通都大邑，征收的税额高达数十贯不等，而一些穷陬僻壤之地，则少征或不征。元代承袭宋代的做法，继续开征“宅税”，并且对房屋地基大小、新旧程度等制定了统一的征收章程。
明清两代虽没有将房产税作为定税征收，但是每逢国库空虚，财力不支之时，也会临时开征间架税或屋税，直到乾隆时期，这种做法才完全废止。近代以来，随着五口通商的开始，西方列强开始窃据东南沿海城市的土地设立租界。当时上海的工部局借口巡捕房经费紧张，先后在租界内征收房捐。
由于租界当局采取的是华洋有别的政策，尤其对华商的经营性商铺征收较为高额的赋税，因此华商不得不诡寄名产，将自己的房产寄押在洋人的名下以寻求庇护。此后，随着上海租界内华人公董日渐增多，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太平天国时期，南方常年饱受战火侵袭。太平军为了支援前线，在一定时期内曾对江南富户征收过房捐。太平天国征收的方式与以往有所迥异，主要是按照间数为标准来征收的，而且是按日起捐。
譬如当时在嘉兴就规定，每日每间三文钱，桐乡也是每日每间三文；而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则按每间屋，每日捐钱七文起捐。这样的税额，即便对中下层地主而言也是较为严苛的。清政府由于财政开支日益窘迫，也不得不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989年）由户部通令各省审查城市集镇的商铺户数与行店数量，遵照租界的做法，制定房捐章程。当时规定“凡租赁房屋，按其每月租金课税10%，房东、房客各负担一半。
其居住自有房屋者，比照近邻出租房屋的租金课税10%”，然而此令还未推行就先行废止。1900年，经过八国联军的洗劫后，清政府不仅财政空虚，而且还面临巨额的赔款，于是将赔款数额分摊给各省，所以房捐章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重新试办并付诸实施。各地根据情况征收不一，浙江首先开征，仅抽及铺户行店，民房住户并未波及，而且规定铺户每月租价在三千钱以下的，可予以免征。
此后，江苏、广东、江西、安徽、陕西等省都陆续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