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生活和工作中处处离不开科学。科学拓宽了我们的眼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科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问题来了：科学本身是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呢？你还真问对了，科学确实有这么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就是科学本身，这个分支的名字叫作科学学，就是“科学的科学”（Science of Science）。
著名科学家贝尔纳（J. D. Bernal, 1901~1971）就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他在1939年出版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础。
科学学研究的不是科学的具体内容，而是科学的具体活动，包括开展科学活动的理由和条件，从事科学活动的个体和团体，科学活动的发展规律，科学活动对社会的影响，预测科学发展的趋势，制定科学发展的总体战略，乃至更加具体一些的科学决策——这些都是科学的社会功能。
贝尔纳曾经引用过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老子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认为我们并不需要给科学和科学学下一个严格的定义，因为过于刻板的定义有可能损害精神实质。他采纳的是普赖斯的说法，科学学就是“科学、技术、医学等等的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运筹学及其他”。
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科学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科学与社会是相互影响的。
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讲过一个故事，讨论了机械和人的相互影响。汉阴丈人抱着大罐子给菜园子浇水，又累又慢，子贡建议他用机械装置从井里打水，可以做得又快又好。汉阴丈人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我当然知道机械能让人省力，但这样就学会了投机取巧，所以我不干。庄子是唯心主义者，反对社会进步，所以子贡只能认输。
我们现在看来，汉阴丈人当然是在诡辩，如果他是认真的话，就应该连罐子都不用，坐等老天爷下雨才对呢。庄子对科学的看法当然不足为训，贝尔纳的工作才是第一次严肃地系统地把科学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
贝尔纳是著名的科学家，也是科学学的奠基人，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贝尔纳以X射线衍射为手段，在晶体学、液体结构和分子生物学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担任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在克里姆林宫、白宫和唐宁街十号都出席过会议，他还两次访问过中国，见过毛主席和周总理。贝尔纳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科学天赋，年轻时就因为博学多才而被同伴们昵称为“哲人”（sage）。他的传记中译本把sage翻译为“圣徒”，似乎不是很妥当。
“圣”这个词，在中国有着太多道德方面的含义，但贝尔纳的品行根本不能算是具备中文意义上的“圣”，最多算个“情圣”，还是“滥情”的那种。
贝尔纳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是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完全应该得到诺贝尔奖。他开辟了“科学学”这个领域，对科学运行的方式、目的和意义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看法。他与很多人有染，跟妻子保持着开放的婚姻，甚至他的长子都不一定是他的血脉。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了很多国防事务，把科学应用于战争防御。他说，除非让科学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否则无法打赢战争。他是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他认为苏联是最接近理想的进步社会，而西欧的资本主义力量很快就会被粉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亲苏姿态使他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
贝尔纳不仅对很多科学领域的具体研究内容感兴趣，还深入思考了科学活动的本身。他不认同“为科学而科学”的态度，认为科学不能仅仅是为了发现新东西，还要关心如何利用这些新发现。他认识到当时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效率很低、管理很差。这些思考最终都体现在《科学的社会功能》里。商务印书馆在1950年出版了张子美的摘译本《科学与社会主义》，在1982年出版了陈体芳的全译本。
《科学的社会功能》讨论的范围很广，讲述的很详细。贝尔纳认为科学研究应该加以规划，但为了不扼杀科学活动必需的创新性和自发性，就必须满足三个主要目标：善待科学家；重新理解外部世界；把这种理解运用于造福人类。贝尔纳认为，科学方法只有使用起来，才能改进和发展。这就要求必须重视科普的作用，必须重视科学的实际应用。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大科学还没有出现，科学研究活动更多的还只是某些怪人的个人兴趣。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切。雷达和原子弹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各国政府在战后都高度重视科学研究活动，大科学的时代到来了。在《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以后的八十多年里，由政府主导的科研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计算机革命、载人登月、互联网时代，等等。
但是到了今天，这种模式似乎进入了瓶颈，遇到了很多重大的困难：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科学教育；越来越庞大的科研队伍；越来越高企的科研经费；越来越脱离实际的科研活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我们应当重新思考科学研究的体系、指导思想和整改措施，重新思考科学的社会功能。贝尔纳的工作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参考的价值，值得认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