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崩溃并不罕见。许多壮丽的文明遗址引发幽古之思，人们在抚今追昔时，不免产生疑问：为什么有些社会得以繁荣延续，有些社会却走向衰亡，最终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崩溃》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延续其思考框架，聚焦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戴蒙德以自己熟悉的美国蒙大拿州作为引子，纵向比较了复活节岛、玛雅文明、格陵兰岛的维京社会等过去社会的兴衰存亡，又横向分析了卢旺达、中国、澳大利亚等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困境。这些文明社会面临着相似的危机——在污染、瘟疫、战争、饥荒的背后，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是社会走向败亡的大前奏，而不同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选择决定了它们迥异的结局。
基于此，生态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命运这一议题，从一个宏大模糊的背景角色走到前台的聚焦点下，一些曾被忽略的关键信息被提取出来，重塑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知。
今天，现代社会同样面临危机，地区性的崩溃可能会迅速向全世界蔓延。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应对全球性的危机？今年，正值戴蒙德的系列书籍再版，在与《环球科学》杂志社的交流中，戴蒙德为我们敲响警钟：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抉择将决定当今社会的兴盛或衰落。
现代社会面临着许多全球化的危机，但相比其他危机，气候变化是一个“不那么显眼”的问题，现阶段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难以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感知到。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依然能听到一些否认气候变化潜在威胁的声音。在您看来，要如何让更多人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呢？让大众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好途径，就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本身！事实上，气候变化产生了许多显著影响，这些影响就是极有说服力的证据。比如，现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正在遭遇大旱灾，最近澳大利亚经历了洪水和森林大火，欧洲也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
那么对这些显著的影响来说，我们科学家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提醒公众：只要睁开眼看看，你就能意识到气候正在变化，就能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当然，气候变化还造成了许多间接影响。比如全球性的海平面上升，这会使低海拔的海滨地区，比如孟加拉国和基里巴斯，更容易受到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袭击。又比如，十余年前的苏门答腊海啸导致了几十万人死亡，这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酸化侵蚀了珊瑚礁，使许多沿海的人口聚居地失去了保护。那么对这些没有那么显著和直接的影响来说，我们科学家就需要向公众解释，气候变化如何与风暴潮、海啸等灾难事件相联系。
历史上的崩溃事件能为我们提供第一手的经验和教训，您也在书里针对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提出了12个应对步骤，但显然，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与国家或地区性的危机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您总结的12个应对步骤对这类全球性危机来说还适用吗？我在《崩溃》一书中描述了许多区域性崩溃事件，比如滥伐森林如何使大洋洲的复活节岛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走向崩溃，以及格陵兰岛的维京社会如何因降温走向灭亡。
在过去，人类社会还没有全球化的时候，像复活节岛、玛雅文明和维京社会这样的人类社会即使消失，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类也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更不会受到影响。然而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有喷气飞机，有全球贸易。无论是哪个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无论这里有多贫穷或多偏远，都能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正目睹着这样的例子：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俄乌战争也影响着每一个国家。
因此，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将是一场全球性的崩溃。我在《剧变》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国家危机，如今出现在了全球层面。
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在国际层面应对全球性危机的先例？如果有，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呢？幸运的是，我们是有先例可循的。在过去50年里，就有不少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例子。
比如，人类在1980年消灭了天花，这曾是最具毁灭性的疾病之一；《蒙特利尔议定书》生效，在全球范围内陆续禁止了氯氟烃类物质（俗称氟利昂）的生产和使用，臭氧层进入了恢复期；《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生效，限制了船舶排放到海洋中的污染物等等。
与此同时，人类也正在经历另一个全球性危机——新冠大流行。这样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能否改变世界应对其他全球性危机的方式？
尤其是会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新冠疫情会促使各国共同协作来应对气候变化吗？但愿如此！我的信心来自几个理由：新冠疫情给我们上了一堂印象深刻的课，比气候变化要刻骨铭心太多太多了。新冠能够快速、直接、毫不含糊地带来死亡，相比之下气候变化的杀伤力更缓慢、间接且含糊不清。对那几百万的新冠死亡病例来说，毫无疑问他们就是死于新冠病毒。
相比之下，孟加拉国不幸死于洪灾的人们，或是印度尼西亚不幸死于海啸的人们，他们的亲属只会知道他们在洪水和海啸中丧生，而不会将气候变化与更加频繁的灾难联系在一起。其实我们可以将新冠病毒与二氧化碳分子相类比。飞机和其他的交通工具，让新冠病毒能够穿越国境线，没有国家可以将病毒永远地拒之门外。与之类似，二氧化碳也可以“搭乘”大气穿越国境线。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免受气候变化的威胁，只减少本国的化石燃料使用和碳排放是不够的。像二氧化碳这样的温室气体也会穿越国境线，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拒之门外。如果中国或美国想要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仅靠中国自己是做不到的，美国自己也做不到。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没有办法在气候变化中独善其身。
我希望全球人民都能意识到新冠给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办法。
曾经，那些更富裕的国家认为他们能够免受贫穷国家的影响。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显然已经不再成立了：艾滋病毒从非洲传播到了全世界，乌干达的基孔肯雅病影响到了意大利。而距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的新冠变异株。已知的第一例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在南非，第一例奥密克戎BA. 2亚型出现在菲律宾，而这两种变异株都成为了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流行毒株。我相信这也是中国这一轮疫情的主要流行毒株。
这些变异株的出现和传播再次强调了这个信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除非所有国家都安全；中高收入国家也无法免受低收入国家影响。
在《崩溃》一书首次出版时，您说您认为人类社会有49%的可能性在2050年结束。如今《崩溃》一书再版，世界与那时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总体来说，您现在对人类的未来还是持51%的乐观态度吗？
2005年《崩溃》首次出版，我在书中提到，我认为2050年，人类有51%的可能性成功解决世界的主要危机，而持有49%的悲观态度，认为人类文明将会毁灭。现在，我依然认为我们有51%的机会。一方面，从2005年到现在，令我们悲观的因素的确增加了：更多人口、更多消费、更多矛盾和冲突。而另一方面，从2005年到现在，令我们乐观的理由也增加了。
比如，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意识到，企业的利润、企业所有者后代的生命和生活方式，都在要求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有，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也在更认真地对待全球性危机。到了2050年，这些年轻人大多还活着，而像我这样的老人估计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此，我仍然对人类的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人类正面临的紧急问题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这些问题不像是一颗无法阻止的小行星突然撞上地球，我们完全无法控制。
我们是亲手制造了麻烦的那个人，因此也只有我们自己能停止制造麻烦——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