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安⼤略省的安妮·玛丽·斯威策（Anne Marie Switzer）患有先天性⼼脏病，并⼀直饱受⼼脏⼿术术后并发症的困扰。50岁那年，她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礼物——⼀次⼼脏移植的机会。然⽽，就在⼼脏移植后不久，⼀些⽆法解释的现象发⽣了。
比如，曾经的安妮并不喜欢酸⻩⽠的味道，但现在的她却酷爱在汉堡⾥多加酸⻩⽠。但更重要的是，斯威策认为她的情感发⽣了变化。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理智上知道我爱我的家⼈，却再也⽆法拥有那些鲜活的感受了。那些曾让我感到温暖和刺痛的念头和记忆，如今变得有逻辑、理性⼜冷冰冰的。”她说，“对我来说，这当然是⼀种损失。我是⼀个充满爱的⼈，和他⼈的关系对我⽽⾔很重要。我怀念他⼈总是对我说，‘你⼼地真好’。可为什么我现在感受不到那份爱了呢？”
我们或许会以为，器官移植后性情⼤变是只会出现在电影中的桥段，但这并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现象。部分研究⼈员认为，移植的器官的确可能保有器官供体的某些特征和经历，甚⾄会通过⼀种叫“细胞记忆”（cellular memory）的⽅式将它们传给器官的受体。
加拿⼤多伦多全科医院阿杰梅拉⼼脏移植中⼼（Toronto General Hospital's Ajmera Heart Transplant Centre）的医学主任迈克尔·⻨克唐纳（Michael McDonald）说，“细胞记忆”⼀词通常指机体产⽣对疾病的免疫⼒的⽅式：“细胞记忆作为我们适应性免疫反应的⼀部分，使我们不受疾病、感染、癌症和各种异物的损害。”
美国夏威夷⼤学的神经⼼理学家保罗·⽪尔索尔（Paul Pearsall）就曾记录了⼗位有类似经历的⼼脏或⼼肺移植患者，他们的饮⻝偏好、艺术喜好、性取向、职业选择等⽅⾯在器官移植后发⽣了明显变化，变得更像移植器官的提供者。
大多数移植后经历“细胞记忆”的患者案例都是由相关研究⼈员在医院的帮助下记录下来的，但由于医院会尽可能避免器官接受者与器官提供者的家属接触，这些报道中通常也不会提及相关患者姓名。
在极少数有姓名的病例中，美国的职业舞者克莱尔·⻄尔维娅（Claire Sylvia）是⼀个经典案例。47岁那年，她接受了⼀名18岁男孩的⼼脏。术后不久，她发现⾃⼰喜欢上了啤酒、鸡块和⻘椒，并反复在梦中梦⻅⼀个名为蒂姆·L（Tim L.）的神秘男⼦。通过在当地报纸上搜索讣告，⻄尔维娅确认了⾃⼰的器官捐献者名为蒂姆并拜访了他的家⼈，⽽他家⼈对蒂姆的描述也与这些特征完全相符。
1997年，⻄尔维娅将这段经历写成了回忆录——《变⼼》（A Change of Heart）。后来，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陌⽣的⼼灵》（Heart of a Stranger）。
奇迹还是巧合？传统的神经科学认为，记忆存储于⼤脑⽽⾮⼼脏中。
2019年，美国科罗拉多⼤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Colorado School of Medicine）的⽶切尔·李斯特（Mitchell Liester）提出了⼀个猜想，即器官提供者的记忆可能以表观遗传学、DNA、RNA、蛋⽩质、⼼内神经和能量等⽅式存储于移植的器官中，在移植⼿术后被器官接受者“记住”，从⽽改变其⼈格特征。
也有学者认为，移植⼼脏中的记忆物质可能通过细胞外泌体转运到器官接受者的⼤脑中。不过，这些猜想并⽆确凿证据，且饱受争议。
英国国⺠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移植服务部⻔前主任约翰·沃尔沃克（John Wallwork）就认为，器官移植不可能改变⼈的性格、记忆或感觉。许多实验也证实了这样的观点。
1992年，⼀项研究访问了奥地利维也纳47名经历⼼脏移植2年以上的患者，其中79%的患者表示他们术后性格并未发⽣任何变化；15%的患者称，⾃⼰的性格确实发⽣了变化，但不是因为器官移植，⽽是因为⾃⼰经历了危及⽣命的事件；仅6%（即3名）的患者报告称，由于移植了新⼼脏，他们的性格发⽣了明显变化。
美国密歇根⼤学的移植外科医⽣杰夫·潘奇（Jeff Punch）对这种所谓的“细胞记忆”给出了⼏种可能解释。
也许是器官移植后患者使⽤的药物使他们感觉与从前不同。⽐如某些器官接受者发现⾃⼰⼿术后开始爱吃甜⻝，恰好与捐献者⼀样。但这其实是因为治疗过程中使⽤的免疫抑制剂泼尼松⻰会使⼈感到饥饿，因此器官接受者在⽤药后可能会渴望甜⻝——这样“神奇的性格转变”其实仅仅是药物的作⽤。另⼀种可能是纯属巧合，⽐如器官接受者在术后发现⾃⼰和捐献者⼀样，变得爱滑旱冰了。
这可能是接受者在恢复期通过电视节⽬引起了对滑旱冰的兴趣，⽽此前因身体原因⽆法滑旱冰。在器官移植的⼏个⽉后，他们在购物时偶然看⻅了旱冰鞋并决定试试，⽽后发现器官捐献者恰好也是⼀个喜欢滑旱冰的年轻⼈。
也有研究表明，⼼脏移植本身就是⼀件令⼈感到压⼒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会放⼤⽣存的不稳定感，对患者造成⼀定影响。
以⾊列沙瓦塔精神病学中⼼（Shalvatah Psychiatric Center）⼀项对35名经历⼼脏移植的男性的调查表明，即使是⼼脏移植后数年，这些受访者也依然感受到⾼⽔平的压⼒。同时，73%的受访者认为⼼脏移植对他们的⽣活产⽣了巨⼤影响，他们对⽣命的珍贵有了新的认知，改变了⽣活中各项事务的优先级，变得更加利他主义和追求精神价值。
40%的受访者对器官捐赠者的去世感到遗憾，也有⼀些重返⼯作岗位的⼈不得不重新适应周围⼈对他们的态度改变。
尽管主流学界并不认为器官移植会改变⼈的性格，尽管这35名受访者对⼼脏的解剖学和⽣理意义都具有科学的认知，但其中仍有不少⼈对⾃⼰获得的新⼼脏抱有幻想：46%的受访者对捐赠者的身体机能抱有期待，34%的受访者认为⾃⼰有可能通过这颗新⼼脏获得某些捐赠者的特点。
美国密歇根⼤学⼼理学研究员梅雷迪斯·迈耶（Meredith Meyer）和普林斯顿⼤学哲学教授莎拉-简·莱斯利（Sarah-Jane Leslie）的⼀项研究认为，相信器官移植可以使接受者变得更像器官捐赠者是⼼理本质主义的⼀种体现。莱斯利介绍：“⼼理本质主义是相信我们内⼼深处有某种本质，其决定了我们的外在特征和⾏为，这是⼀种不依赖于所学科学知识的强⼤思考倾向。”
共有696名来⾃美国和印度的受访者参与了这项研究。尽管两国存在着明显的宗教和⽂化差异，两国在器官移植⽅⾯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但两国的参与者都给出了⼤致相似的反应模式。令研究⼈员感到惊讶的是，两国受访者对输⾎和器官移植会造成⼈格变化的信念同样强烈。“由于输⾎如此普遍且相对简单，我们曾以为受访者会认为输⾎没什么影响”，迈耶说。
这项研究和此前沙瓦塔精神病学中⼼的研究均表明，⼈们会根据对⺠族、种族或性别等相关的偏⻅、欲望或恐惧来选择⼀个想象中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捐赠者。“相同性别、背景和性取向的⼈会⽐其他捐赠者更受受访者⻘睐。要接受⼀个在道德上令⼈反感的（如杀⼈犯）或⽣存处境不佳的（如⽆家可归者）器官捐赠者，这样的想法会使受访者感到很不舒服。
”莱斯利说，“社会评价对⼈们评估器官移植有很⼤影响，他们对和⾃⼰更相似的器官捐赠者表现出了强烈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