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行为的遗传学研究，能有多不靠谱？我们与基因的关系是复杂的，DNA编码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们是谁，但我们又不完全由基因决定。最近，一些科学家就研究了所谓的“双性恋基因”，和这些基因与爱冒险性格的关系。
这项研究在互联网上已经掀起了一波热潮，许多媒体以非常吸引眼球的标题报道了这项研究，比如“突破性新研究表明，双性恋基因有助于防止同性恋者灭绝”、“研究发现，有‘双性恋基因’的直男有更多孩子”、“新研究称双性恋者更爱冒险，我们询问了双性恋者这是否属实”……当然，这些表述夸张了一些。
研究人员使用了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数据库中一个2006年启动的子数据集，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技术分析了其中45万英国人的基因数据和自我报告信息。这些人全部是白人男性，且在参与英国生物样本库调查时年龄在40~69岁之间，也就是说，该研究仅适用于这一非常特定的人群。
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些人的基因，并交叉比对了他们对问卷中某些问题的回答，发现基因和男性（仅限男性）双性恋行为存在某种联系，并且，男性双性恋行为和仅同性恋行为相关联的基因完全不同。须要明确的是，这些研究只是发现了基因和双性恋行为的相关性，是否有双性恋行为也是由受调查者自行填写的。研究还包含了一些颇有争议的发现，例如，有“双性恋行为相关基因”的男性也具有冒险倾向相关基因。
要注意的是，研究中对冒险倾向的判断仅基于问卷里的一个“是/否”问题：“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另一个发现则是，在拥有“双性恋行为相关基因”但是说自己只存在异性行为的男性中，这些“双性恋基因”和冒险基因还和自我报告的性伴侣数量较多相关。研究人员由此推测，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双性恋基因”和双性恋行为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一直存在，也就是说，这些基因可能会让直男有更多的性生活和更多的后代。
研究的通讯作者、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授张建之表示：“基本的发现是双性恋行为和子女数量在遗传上呈正相关。”论文作者做了很多大胆的假设，才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遗传学助理教授史蒂文·赖利（Steven Reilly）认为，在执行和解释这个研究的时候应更加谨慎。
乔安娜·魏斯特（Joanna Wuest）是美国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政治学助理教授，她表示：“这是基于少量的数据讲了大量的故事。”从这项研究出发，很多批评的声音指向了近些年涌现的用GWAS分析人类性行为的研究。一个重要的例子是2019年的一项研究，它指出遗传因素仅解释了性取向的8%~25%。
这个研究是对已被证伪的“同性恋基因”假设的进一步反驳，它表明性取向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结果，基因、环境、社会和文化因素都有一定的影响。当我们再谨慎地看2019年的那项研究时，会发现它最大的问题还是：GWAS只能揭示相关性，不能证明因果。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人类学教授奥古斯丁·富恩特斯（Agustin Fuentes）也表示：“GWAS能告诉你的事情远不如一些人想的那么多，它们不能告诉你任何的原因或结果。”并且，GWAS研究指出的相关性也可能根本不是科学家认为自己正在研究的东西。人类是复杂的生物，人的自我认同、性格特点、行为特质都难以定义。
在遗传学研究中，我们给人类的特质人为划分了各种类别，但正如富恩特斯所说，双性恋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要和有阴茎的人、有阴道的人发生过性关系。然而，这项新研究和其他类似的研究就是如此定义的双性恋行为，并且是基于人们自己回答的性经历。这项研究对象是一群年纪较大的男性，在他们的年轻时代，同性行为仍然有部分社会污名。那时候的社会环境可能阻止了一些人进行同性行为。
此外，人们不一定如实和科学家分享了自己的性经历，人们回答问题时可以有意无意地撒谎或者忽视掉一些事情。“性”本身也是主观的，一个人定义下的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