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生育手段的出现与发展，在帮助大量有着生殖障碍的夫妇产下后代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技术层面的争论。同为不孕不育系统性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为什么“试管婴儿”与“代孕”的伦理境遇却截然不同？在这篇文章中，北大医学哲学教授王一方和旅美医学博士方益昉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
2017年2月，《人民日报》在其“聚焦二孩政策一年追踪”专题系列下，刊登《生不出二孩真烦恼》的醒目报道，并迅速被各大媒体转载，将敏感的关键词“开放”、“代孕”，直接提炼成网络标题，或者公号推送的核心内容。过去十几年间，地下不法代孕市场的黑幕不断被揭露。在此背景下，由我国最重要的主流媒体出面，直指千家万户关注的血脉焦点，文章即使旨在试探代孕命题可能性，已属出人意料。
社会媒体越来越主动地介入科学命题，将大众的目光吸引到了现代生殖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上。
作为自然妊娠障碍“不孕-不育”的替代性系统解决方案，通过试管婴儿解决不孕的问题，与通过代孕解决不育的问题之间，存在着接龙关系。但是，两者的伦理境遇却截然不同。试管婴儿技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而代孕技术却被怀疑、被限制。
也就是说，同样是技术替代、同样是花钱买技术，一个是实验室技术，一个是人体技术，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宗教、心理认同与伦理辩护差异很大，反映在行政许可的政策面与法律面的宽限力度也大不同。
试管婴儿技术的背后隐含着技术与财富的纠结，卢里亚早就有“老虎机与破试管”的讥讽。“老虎机”自然是吞噬钱财的深喉，“破试管”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医疗实绩，还包括被支离破碎的生命图景。不过，在财富充盈的当下，人们似乎不在意花多少钱，但生命自然过程的肢解却非同小可。由于受孕过程可以在体外（实验室）操作，造成孕与育的分离，也就开启了“他（她）者妊娠”的生殖境遇与伦理困惑。
现在看来，代孕的主要瓶颈不是医学上的，而是市场和管理层面的，是社会伦理和道德层面的。临床实践中，将诸如此类宏大命题，全部堆砌在医疗界，由临床医生承担，非但不可能，而且不公平。历史观察表明，面临新技术的降临，社会的生态调节能力，一向超过人类自以为是的干预。200多年前，广州十三行行商开启的社会总动员，意外地成了全民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开端，最终成为全球消灭天花的关键战役。
我国民间智慧赢来的军功章，值得后人借鉴与颂扬。前提是，保持社会生态的良序运行，哪怕没有卫计委的管理设置，社会自我调节功能，最终也可能实现技术发展与人类需求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