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初和中国有一段因缘。他应日本改造社邀请赴日本讲学，来回两次途经上海，受到上海各界和大学生的热烈欢迎。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爱因斯坦乘日本船“北野丸”到达上海，在上海当时的汇山码头登陆。到码头迎接爱因斯坦的，有德国和瑞典驻上海总领事、中国学者、日本改造社代表、犹太人，还有一批中外新闻记者等。
进入市区后，有关团体在上海“一品香”餐厅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继至上海“小世界”听昆曲，以后又游赏了城隍庙、豫园和主要街道。下午6时，中国文化教育界在画家、书法家王震家里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哈尔、同济大学校长德国人斐司德夫妇，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妇，大阪每日新闻社村田。
我国出席这次宴会的除王震外，还有大公报经理曹谷冰、总编张季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曾经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的张君劢、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及其女儿应慧德等人。
爱因斯坦夫妇于次日（14日）凌晨仍乘原船往日本，于11月17日抵达神户。1922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从日本门司乘“榛名丸”船离日回欧洲，于12月31日上午11时到达上海。
爱因斯坦这次到上海后，住在当时上海的杜美路9号一位旅沪犹太人家里，并接受犹太人的欢迎。1923年1月1日下午3时，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讲演相对论。中国的一些学者参加了这次讲演会。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总共停留不足三天时间。但他犀利的眼光却看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欧洲人在这片土地上作威作福，中国劳动者受苦受难；也表现了他对中国的深度同情。
虽然爱因斯坦未曾如愿在中国讲学，但20年代初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开来了。从1917年下半年至1923年上半年，各种报刊所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和文献不下100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相对论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强烈兴趣。许崇清于1917年9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再批判蔡孓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文中最早涉及了狭义相对论两个基本原理，以及光神以40倍光速旅行之奇妙。
但是，这些内容仅是一篇长文中的夹叙，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第二个谈论相对论的是时为南京高师学生的吴有训，他于1919年2月撰写了《第四度量》一文。到1920年，从1月到12月，报刊杂志关于相对论的文章突然多起来。
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激起了中国人民对爱因斯坦的敬仰，爱因斯坦也不曾间断过对中国的关注。中国几代理论物理学家夏元瑮、周培源，杨振宁、李政道等都曾聆听爱因斯坦的讲演或召见。
1921年春天某日，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曾亲自到德国爱因斯坦府上邀请其来华，恰在此时，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第一次去拜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夫人只得请他稍候。爱因斯坦不仅在两次途经上海的言谈与旅行日记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感情，而且，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对日本侵占中国的东三省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和罗素等人于1938年1月5日在英国发表联合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抵制日货，并以种种可能援助中国。
同年6月6日，爱因斯坦和美国罗斯福总统的长子詹姆斯·罗斯福一起，在美国发起成立援助中国委员会。爱因斯坦为在美国二千个城镇发动援华捐款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当上海抗日爱国运动的领袖“七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迫害时，他又和在美国的知名人士共15人一起，于1937年3月发出了正义的申援电，电文中写道：“我们在美国对于上海'七君子'之被捕谨表示深切关怀。”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仙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周培源发了唁电。《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周培源的悼念文章。1979年，爱因斯坦百年诞辰，我国还发行了一张纪念邮票，以表示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