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的广袤星空中，一颗璀璨的女性之星闪耀其中。她不仅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在生命的旅途中传承了爱与希望。从获得美国最高工程荣誉，到成为获诺贝尔奖的女性科学家，她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坚韧与勇气。然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深爱着家人的母亲，她经历了接连两任丈夫去世、丧子，自己还得了乳腺癌，却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将科学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度。本文来自Arnold在诺奖官网自述。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传奇女性的世界，感受她的非凡之旅。
热爱冒险与挑战的童年，1956年7月25日，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东匹兹堡，我的母亲经过24小时的艰苦分娩，才将我生下来，然而出生时我看起来整个人变形且没有头发。父亲称呼我为他的“天鹅”（直到青春期时，这个昵称被“Vampira”所替代）。
当时，我25岁的父母威廉·霍华德·阿诺德（William Howard）和约瑟芬·因曼·鲁索（Josephine Inman Routheau）已经有一个两岁半的儿子比尔（Bill）。我出生13个月后，爱德华（Edward，一个可爱的小惊喜）也出生了，接着是大卫（David），最后是我12岁、足够独立照顾婴儿时，托马斯（Thomas）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这群男孩（包括我自己）通常由比尔指挥，比尔和我父亲以及我祖父同名，祖父威廉·霍华德·阿诺德（William Howard Arnold）将军曾在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区为美国军队效力，战后指挥美国驻奥地利军队，后来以美国第五军军长的身份退休。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天主教家庭，家里的许多人至今仍会聚集在密歇根湖东岸的麦卡塔瓦的避暑别墅里。家里的女性掌管着一切，她们在家中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多年来，我们和祖父母一起住在他们建于世纪初的别墅“Stack Arms”里，和不同的表亲住在一起，直到1965年父亲建造了自己的房子。我的祖父，那位强大的将军，在他深爱的、更具威严的妻子伊丽莎白·威尔士·马伦（Elizabeth Welsh Mullen）于1976年因乳腺癌去世后，仅几周就因心碎而去世。
密歇根州的麦卡塔瓦对我来说是天堂，因为我可以自由地到处跑，有时成群结队，有时独自一人。有一天，妈妈看到码头尽头丢着我的三轮车，差点吓出心脏病来。人们最后在码头下找到我，当时我正在挖小龙虾。几年后的一个夏天，我不得不打消建造木筏横渡密歇根湖前往芝加哥的念头——那可是九十英里的距离。我在密歇根湖上学会了扬帆，学会了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力量。
在那个没有电视和网络的时代，书籍、自行车和朋友成了我们的乐趣所在。我阅读了父亲珍爱的《Analog Science Fiction and Fact》杂志旁边的那一摞堆1950年代的《读者文摘》杂志的每一期。我尤其着迷于那些报道奇迹般的手术将断肢重新接上的文章。我曾幻想着追随我的早期偶像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博士（Christiaan Barnard）——他在1967年进行了首例人体心脏移植手术。
在一个夏天里，我把当地荷兰公共图书馆里所有能找到的医学书籍都翻了个遍。但当我发现自己仅仅是看到血就会感到恶心时，我就放弃了成为移植外科医生的念头。
夏天是美好的，但在匹兹堡的上学时光却又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60年代，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应对一个聪明的小女孩。
为了让我忙碌起来，父母让我学音乐（钢琴和小提琴），做各种各样的缝纫和艺术项目，学习滑冰——这意味着在寒冷的天气里步行一英里多去溜冰场——以及步行去威尔金斯堡上星期六的教理课，无论风霜雨雪。我尽可能多地待在户外，在石头下寻找蝾螈，并找到和收集用过的汽水瓶，然后拿到当地的杂货店换两美分。三个瓶子可以换一根冰棍。
我带着弟弟去探险，探索大型排水管；如果因为经常因四英尺厚的积雪而停课无法探险时，我们就会坐在圆形的电视机前看《I Love Lucy》的重播，玩无穷无尽的战争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