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16日开始，一群野生亚洲象从云南普洱市出发一路北上迁徙至玉溪市元江县，最近几天，其中的15头继续北上进入红河州石屏县境内，24日晚，象群进入峨山县，距离昆明市晋宁区不足50公里，距离昆明城区不足100公里。这是建国以来首次有野生亚洲象进入红河州，而目前来看，象群也没有掉头南下的趋势，那么，一路北上逼近昆明的亚洲象究竟是怎么了？是什么导致了它们的北迁？
首先，讨论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必须尊重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中国境内的野生亚洲象，目前主要栖息在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勐腊、景洪，普洱市的思茅、江城，岳宋，南滚河和那帮坝地区。第二个事实是，中国境内的野生亚洲象，不是只能栖息在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勐腊、景洪，普洱市的思茅、江城，岳宋，南滚河和那帮坝地区。这两句的区别核心在于——中国的亚洲象并非是因为只有那么一小片环境适宜其生存，才蜷缩在南国一隅的。
不信？那我们就从古籍上来找找线索。在夏商时代，象还是黄河流域常见的物种，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还经常记载着商王狩猎的场景，其中的几块龟甲尤其引人注目——“辛亥……获象十”“乙亥……获象七”“辛卯……获象二”，可以看到，在大邑商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附近，还有足够多的野生亚洲象可供狩猎所用。
实际上，夏商及更早之前的遗址挖掘表明，在很长时间里，黄河流域的华北地区还有大片的原生竹林，野水牛、犀牛和亚洲象在此可以安然越冬。
要想一窥中国象群消退的全貌，就必须跳脱出对大象这一个物种的研究。当我们系统的回顾中国野象退却的路径时，就不免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律——象不断退缩的过程虽然无法排除气候变化的大格局影响，但似乎更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和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成反比。
现代的研究认为，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在过去3000年里，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南退，全线的南移速度大概在每年0.5公里左右，约等于每百年0.5个纬度。基于此，英国汉学权威伊懋可在其专著《大象的消退》里指出：这表明中国的农夫无法与大象这样的野生生物共处。
对我国境内现存野生象群的多年调查和监测得出的结论，20人/km-²是中国亚洲象生存可耐受的最大人口压力阈值，然而这样的人口压力红线在很多地方已经无法保持。以国内亚洲象现在主要分布的西双版纳地区为例，全州国土面积是19124.5km²，人口是130万（七普），平均人口密度是67.96人/km-²，远超亚洲象的承受阈值。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是2474.39km²，保护区内有村寨122个，总人口18145人，周边则还有138个村寨，总人口29714人，虽然保护区整体上的平均人口密度还刚好卡在亚洲象阈值范围内，但由于西双版纳保护区其实是由5个互不相连的子保护区组成的，各个自保护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很大。
野生动物能不能和人共处，其实可以，不止是亚洲象，看起来更凶猛更致命（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的猛兽、猛禽也可以，比如东北的虎，青海的熊，最近河北出现的狼等等。从国际上的经典例子来看，洛杉矶城区不远的圣莫妮卡山就生活着猞猁，丛林狼还有美洲狮，城市中心的格里菲斯公园就生活着一只成年美洲狮P22，国内的上海市中心也有数量相当多的小型犬科动物貉。
但只有建立在足够的基础上——比如对它们习性充分的了解，给它们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它们保持足够安全的距离不去主动侵扰，也有足够多的预防意外发生的手段，这样的共存对双方才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