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0年9月25日，《植物生态学报》特邀顾问、我们敬爱的张新时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生态学家，我个人失去了一位尊敬的人生和学术导师。对于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我不作赘述。我只想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这几十年来我与张先生交往中的小故事，以表达一个后生对这位生态学前辈的敬意之心和缅怀之情。
我认识张先生已有30余载，但从书本上知道张先生却更早，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当我翻读刚出版不久的《中国植被》这部植被生态学经典著作时，知道了在我国遥远的西北大漠里，有一位著名的生态学家，那就是张新时先生。那时，他是《中国植被》仅有12位编委的编委会成员之一。当时我猜想他应该是一位老先生，因为在那个年代，能成为如此重要著作的编委通常都是学科领域中的年长泰斗。
可我后来了解到，他那时才40出头，是最年轻的编委，并且还只是一名讲师。真是敬佩不已。我真正认识张先生并开始交往，是我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那是1989年初夏，我刚回国，去哪儿工作还摇摆不定，于是便去当时位于北京动物园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咨询我以前的同学和朋友们。在那里，我近距离接触了早我两年从美国回国，在植物所工作的张先生，他那时正在筹建中科院植被数量生态学开放实验室。
最初感觉张先生是一位严肃谨慎、少言寡语、给人威严感的长者，但见面次数多了，慢慢地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位慈祥和蔼、不拘小节、热心随和、乐于助人的性情中人。在做学问方面，张先生对我个人的影响更为深刻。我的很多工作大多是沿着张先生的足迹走过来的。这里仅举几例。我关于中国植被分布的研究，很多来自于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启迪。
比如，张先生早年提出的“青藏高原植被地带性”激发了我对中国植被地带性规律的研究；我博士期间关于北纬30°垂直植被带分异规律的研究（后发表于《Vegetatio》上），一定程度上是受张先生“青藏高原对东亚地区大气环流影响”一文的影响。
作为张先生主持后期1:100万中国植被图的延续，我们组织发起了《中国植被志》研编计划，预期用10年左右的时间出版80‒100卷册描述我国主要植被类型的植被志书及其数字化电子产品，为我国主要植被类型的物种组成、时空结构、分布变化、环境影响以及植被保护等方面提供详尽资料，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100万植被图的内涵。
张先生走了，走得那么匆忙。据说，在他弥留之际，没有留下一句话，但我想，他最希望的就是他钟爱一生、奋斗一生的生态学事业能得到延续和发展，就是他割舍不下、千疮百孔的我国茫茫草原能得到修复和保护，就是我们这些后辈们要努力拼搏，为中国和世界生态学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我们后辈唯有踏实勤奋工作，才是对张先生最好的缅怀和纪念。张先生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