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之前的1922年，杂志《学衡》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创刊，主创人员是留美归国的梅光迪、吴宓等几位教授。彼时，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观念已经逐渐被大众接受。在这样一片新风之中，《学衡》横空出世，开宗明义“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第一期刊登梅光迪的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就是针对胡适和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批评。
很快，《学衡》就成了以学衡派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大本营，对抗的是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化激进主义。
后来主持过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吴宓，最推崇梅光迪的一句话是：白话文应当提倡，但文言文不可废。吴宓认为这是至理名言，由此亦可知，梅光迪反对的不是白话文，而是胡适的对文言全面废除的主张。担任过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与梅光迪相知、共事多年，在其病逝后，曾感叹：“五十年、百年而后，余知其著作必为当时人所瑰宝，是亦可称为不朽也。”
梅光迪去世多年以后，他的妻子梅李今英在美国遇到了胡适。
胡适与梅光迪不只是持不同观点者，更是安徽同乡、人生至交。谈起当年的论争，胡对梅夫人意味深长地说：“老梅是对的，很多方面他都是对的。”梅李今英没有问老梅在哪些方面是对的，因为在她心目中，梅光迪始终是学识渊博的先生，是可以执手偕老的爱人。
虽然自嫁给梅光迪之日起，李今英就被冠以了夫姓，并且她之后的人生都被贴上了梅夫人的标签，但实际上，李今英本身就自带标签，她是中国首批正式进入公立大学就读的8名女生中的佼佼者。大学男女同校，自她们之后，始在推翻封建帝制不久的中国渐次蔚然成风。
1920年夏，一艘从广州开往上海的客轮，在海上遇到了风暴，被滔天的巨浪裹挟着，时而跃至半空，时而跌进深渊。
船上的一对父女虽曾不止一次穿梭于茫茫太平洋两岸，仍免不了遭受晕船的苦痛，更添了几分时不我待的心焦。原本只需要4至5天的航程，最后足足用了7天才到达终点。从码头急急忙忙赶到上海火车站，父女俩顾不上查看列车时刻表，迫不及待地跳上了最近一趟通往南京的火车，因为他们已经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这个乘风破浪而来的女孩就是后来被称作梅李今英的李今英。
李今英，1901年生于美国加州圣芭芭拉，7岁时随父母家人返回祖籍地广东香山。香山翠亨村出了一位伟人孙中山，为了纪念他，香山后来被改称为中山。因此，李今英毕业的母校香山女子师范学校，也被称作中山女子师范学校。在校的最后一年，作为师范生的实践环节，李今英已经开始了英文教学，这几乎也成了她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17岁毕业的时候，因为姐夫郑道实正给伍庭芳做秘书，将其推荐到位于广州的女子职业学校担任教务长一职。伍庭芳也是广东人，当时正追随孙中山进行护法运动，一度出任护法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李今英此次千里迢迢从广州赶来的目的，是为了投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也是史上第一次有中国公立大学允许女生参加入学考试。陪同而来的父亲与她一样只会说粤语和英语，并且之前从未到过江南一带。
天渐渐黑了，火车上拥挤而嘈杂，沿途的站牌从车窗外一闪而过，对于应该何时在哪一站下车一无所知的父女俩，迫切需要帮助，但弥漫周遭的吴侬软语、北方官话，仿佛是来自外星的语言，将还未从晕船中完全清醒过来的李今英，推入更深的恐惧之中。
天助自助者，此言非虚。在一片混乱中，李今英注意到，走道斜对面有一个年轻男子正安安静静地捧着一本书在读，关键是这本书明显是用英文写成的。
李今英小声让父亲前去问询，那个年轻人很快走到了他们身边，带来了可以交流的语言，也带来了全部所需的信息。李今英这才知道，他们应该在南京火车站下车。幸运的是，偶遇的年轻人正是南京本地人，因为要参加哥哥的婚礼特意从上海赶回来，而他去上海为的正是学习英文。年轻人很热心，带着他们下了火车，并为他们雇了一辆马车，直到把他们安全送进旅店，自己才离开。
第二天一早，年轻人又出现在旅店，将李今英顺利带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是李今英南京之行，遇到的第一位贵人。
紧赶慢赶，招生考试还是在前一天就已经开始了，尽管是出于天气原因，李今英还是被拒绝了。李今英不想就这么放弃，她从一间办公室奔到另一间办公室，苦苦哀告，希望能得到答题的机会，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同情她的遭遇，但也都遗憾地表示爱莫能助。在绝望之际，南京之行的第二位贵人出现了，这次是农学教授原颂周。
原教授是留美归国的广东人，正要去参加一个委员会会议，顺便来办公室取材料的。听了李今英的遭遇，原教授毫不犹豫地决定为她争取。在会议中，原教授慷慨陈词：一个年轻姑娘，辞去了优越的工作，跨越了半个中国而来，因为风暴这样的不可抗力而耽误了时间，难道就要被我们残忍地拒之门外吗？
忐忑等待中的李今英，很快知道了会议讨论的结果：她可以直接参加后面的考试，并根据考试的成绩决定是否有资格补考缺失的科目。
来不及庆幸，她就被直接带进了考场，一个坐满了考生的大礼堂。在一片刷刷的写字声中，李今英迅速找了个后排的空位坐下来，调整自己进入考试状态。这对于李今英而言，是一次不小的考验，不说这一路的辛苦与焦虑，毕竟已经毕业两年有余，而且直到出发前，还忙着任职学校的工作，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准备功课。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一场考试中，李今英又碰到了语言问题。
主考的教授一口南京话，偏偏这场考试的内容需要他不断口头给出指示，考生据此翻找人手一册的考试用书，然后作答，再聆听下一个指示。李今英又一次陷入了云里雾里，这时，第三位贵人不期而至，她就是坐在旁边座位上的黄叔班。黄叔班，毕业于南京基督女学，中午用餐的时候，碰巧与李今英用英文交谈过，知道她的情况。看着李今英一脸痛苦的表情，黄叔班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向讲台，轻声与考官交流了一下。
随后，教授大声宣布：“既然在座的有一位从遥远的广东赶来的女孩，为了让她能顺利听清考题，我会说一遍中文，再说一遍英文。”这位教授的英文很流利，李今英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在美国留过学的。而关键时候大胆给了她帮助的黄叔班，后来成了她的同班同学。她给予的帮助，也让李今英铭记了一生。
不过，这个时候，李今英对于未来还茫然无知。考试结果，要在三周之后才会公布，即便能侥幸进入第二场考试，也没有金榜题名的把握。父亲无法等那么长时间，想直接带着李今英一起回广东。李今英自然不甘心半途而废，但一个人留在南京，住在何处是一大难题。所幸的是，原颂周教授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邀请李今英住进自己家里。父亲在南京游玩了几天后，放心地回去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南京的风景名胜都成了他与朋友们的谈资。
等待期间，李今英得知南京还有一所女子大学在招生，于是她将自己的成绩单、履历等资料投给了这所金陵女子大学，很快被通知面试。给李今英做面试的，是几位美国老师，对于她而言没有太大的难度。不久，李今英就收到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给她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考虑到费用的问题，李今英礼貌地回了一封信，告知自己还在等待另一所学校的考试结果。
让李今英没想到的是，她的经历鼓舞了另外一个从南方来的女孩陈梅保（Mabel Chan）。陈梅保，香港人，刚刚从香港圣保罗女校毕业，家人送给她的毕业礼物，就是到南京亲戚这里游玩一趟。听到了李今英的故事后，陈梅保在亲戚的鼓励下，当即决定报名参加第二场考试。
李今英和陈梅保都等到了第二场考试，并且携手通过。后来，她们才知道，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一年的入学考试，共有百余名女生报名，她们大多有着从教的经历。
虽然是首次招收女生，但学校并不打算对女生降低录取标准，考卷是密封的，录取分数线是统一划定的。最后，仅有8名女生脱颖而出，成为万绿丛中亮眼的几点红色。她们的名字已经被载入了史册，并照亮了此后无数中国女孩前进的路途。除去前面提到的李今英、黄叔班、陈梅保，还有张佩英（后改名：张蓓蘅）、吴淑贞、曹美恩、韩明夷、倪亮。
李今英与金陵女子大学着实有些缘分，虽然放弃了前去就读的机会，还是遇到了来自该校的前辈。
原来，为了管理这个特殊的群体，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特意去请来了徐亦蓁担任女生指导员。徐亦蓁，1919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是该校首届5名毕业生之一，也是在中国本土获得学士学位的第一批女生中的一员。8名女生被安排住进了同一栋小楼，虽然学校为了平衡性别，又招收了50余名女旁听生，但在充满阳刚之气的校园里，仍然是备受瞩目的存在。而李今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因为她的英语特别好。
李今英的数学其实也学得非常出色，但在填报志愿时，为了求稳妥，还是首选了英文专业。每逢学校有外事活动，李今英都会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一口流利的英语总是使人惊叹。她也因此被同学们选为英文俱乐部主席，虽然以南京话不好为由恳辞，但得到的回复是：既然这是练习英语的俱乐部，不说中文也可以。
李今英的世界文学史教授吴宓，后来在日记中提到：“李今英尽管面有微麻，但气质高雅，才识俱佳。
”多年以后，梅光迪在浙江大学教授的学生茅於美（桥梁专家茅以升的女儿），在悼念梅老师的文章中写到：“梅师母英语极流利，在隔壁室里听起来如听外国人讲话。这一年我们组织了一个英语会话班，请她指导我们。半年之内，我们都很有长进。每逢校中有外宾来参观，梅师母便义不容辞的出来招待。气韵温雅，举止大方，我们十分仰慕她的风度。”可见，虽然相隔经年，对于李今英的看法，外界基本是一致的。
在李今英们努力求学的同时，学校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首先是学校名称的改变。就在1920年9月，校长郭秉文联合张謇、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向教育部提出：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旧址，建设一所大学。当年底，提案即获得通过，同意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办为大学，定名国立东南大学。
1921年，东南大学开始招生，已在校就读的学生修满规定的课程，可获得东南大学的毕业证书，并可通过免费继续学习和补休学分的方式，获得东南大学的学士学位。
其次是专业设置的增加。李今英入学时的英文专修科，很快发展成为东南大学的英文系，但仍然是以教授语言为主，课程中很少涉及到文学的内容。同样是在1920年，学贯中西的教授梅光迪被聘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梅光迪，字迪生，安徽宣城人。
1890年出生，十二岁应童子试，1911年考取第三批庚款赴美留学名额，先入威斯康星大学，1913年转入西北大学研读西洋文学，1915年进入哈佛文学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919年学成归国。当时，中国的各所大学均没有西洋文学系，而梅光迪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为此，他专程请来了哈佛的同窗吴宓，于1921年秋联名向学校递交了增设西洋文学系的提案，在文理科主任兼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刘伯明的鼎力支持下，11月提案获得通过。刘伯明是梅光迪在美国西北大学时的同学，也是在梅光迪到南高师任教的力荐人，两人志同道合。西洋文学系和原有的英文系并设于文理科之下，梅光迪被任命为西洋文学系主任。
西洋文学系的设立，不仅在中国是首创，更为学衡派在东南大学的诞生提供了可以依托的学科平台。李今英也被西洋文学系所吸引，于第二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提交了转系申请，于第三学年开始正式转入西洋文学系，成了梅光迪的受业弟子。
不过，当时被吸引的不止李今英一人，到这一年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英文系已有接近半数的学生被批准转入西洋文学系。并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为此，英文系主任张士一不得不召开教授会议，做出不准学生再转系的决定后，修书告知校长郭秉文，请其转告相关系科负责人，“凡本系未准退出之学生，勿先许其转入”。这也正好说明了，梅光迪和他的西洋文学系在学生中受欢迎的程度。作为老师，梅光迪对学生要求严格。在他的莎士比亚戏剧课上，学生必须每周读完一部莎翁剧，而且要掌握每一个单词、每一个词组的含义，还要提交读书报告。
这样快的节奏让学生几乎喘不过气来，曾经不得不派出代表去与梅教授交涉。尽管如此，学生们对梅教授的言谈学问都很钦佩，也发自肺腑地爱戴他。在他要辞职离开的时候，很多学生痛哭流涕，甚至有学生下跪挽留。
但，梅光迪终于还是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候。这其中，有因为刘伯明骤然辞世，而西洋文学系遭到裁撤，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原因是梅光迪与李今英的恋情已经招致满城风雨。师生恋，本已有诸多避忌，更不能为人所接受的是，梅光迪在留学之前已有了一个包办婚姻。原配王葆爱被梅光迪接到了南京，但因为不习惯学堂的生活，主动要求回安徽老家，并在行前言明，梅可以另娶。返乡以后，王生下一子梅燮和。
尽管原配贤惠，梅李的恋情仍然引发了轩然大波。李今英为何会义无反顾地爱上梅光迪，在回忆录中她并未着笔墨，但在《哭迪生》的悼文中，是这样写的：“我等之结婚，子尚记忆乎，子所持之理由，为工作上需余为助，余遂不顾一切，以为可为学问牺牲，为子之工作牺牲，为人类之高美生活牺牲……”这就是原因，李今英是抱持着牺牲自我、奉献自我的精神，陷入了与梅光迪的爱恋之中。
这场爱恋，李今英首先要奉献的是自己的时间。
1924年，在李今英的目送下，梅光迪乘坐的轮船驶出了上海的码头，几经努力，他拿到了哈佛大学的聘书，要前往大洋彼岸教授中文。临行之前，梅希望李可以等其三年。这样的约定，其实是不具备任何效力的。更何况，三年的时间对于当嫁之龄的李今英而言，是何等的宝贵。实际上，早在李今英读大学之前，已经有媒人上门提过亲，也有青年才俊向其表达过爱意。但，李今英还是遵守了与梅光迪的口头之约。
从东南大学毕业以后，李今英先和陈梅保一起去了香港圣保罗女校任教，一年后被高薪聘请至福建集美学校，不久因为父亲去世返乡奔丧，被当地各界人士苦苦挽留，而回到母校中山女子师范学校担任了校长。三年的时间不算短，在工作的同时，李今英放不下赴美和深造的念头。赴美，是出于梅光迪的催促；深造，是因为自身发展的需要。于是，她找到了将两者完美统一起来的方法，申请赴美留学，很快她收到了美国著名女校史密斯学院的录取通知。
李今英的等待，也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1927年夏，承诺要迎娶她的梅光迪远渡重洋归来。这一年的中秋节，两人的婚礼在上海隆重举行，穿上白色礼服的梅李今英美得仿佛公主。她的前途看起来也一片光明，这一次她将与梅光迪携手赴美，共同开启美好的新生活。为此，梅李今英特意将留学的学校改为了拉德克里夫学院，这所培养出了海伦·凯勒的女校，后来并入了哈佛大学。
在童话故事的结尾，往往是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现实向来不是童话故事，令梅李今英措手不及的是，对于知识女性而言，婚姻也是从一饭一蔬开始的，而这一次她要奉献的是自已的才智。因为从小读书，梅李今英没有学过做饭。李母也早早知道自己的这个女儿可以通过教书养活自己，也从未要求她学做家庭主妇。如果自己一个人来美学习，家务能力似乎也没有那么必备。但作为新婚夫妻中的新娘，梅李今英很快就意识到了迫切性。
买菜、做饭、收拾房间，来到波士顿的第一年，梅李今英顾不上选课，而是一切要从头学起，有时候会忍不住掉眼泪，却从来不敢让丈夫看到。特别是做饭，非常考验一位主妇的技能。为了提高厨艺，梅李今英给广东的亲人写信要菜谱，每次去中餐馆用餐也虚心请教菜的烧法。梅光迪交游甚广，夫妇俩时常收到朋友请客吃饭的邀请，出于礼貌，也应该在之后回请对方，此时对方往往要求吃中餐。
虽然粤菜是当地餐馆常见的，但也有不少来自中国北方的学生，为了照顾他们的口味，梅李今英还专门学了一些北方菜。
婚姻生活不仅有琐碎的日常，还有逃不开的经济问题。这一次，梅李今英要奉献的是自己的忍耐。梅光迪安贫乐道，但此时要支援自己的一个弟弟和两个侄子在上海的学费，以及梅李今英一个弟弟在北京的费用。
有一个周末，家里已经拿不出买菜的钱了，梅光迪准备拿几本旧书去换点钞票，但对于一个爱书的人来说，这又是何其残忍。梅李今英看着他拿起一本，想了想又放下，再拿起另外一本，忍不住又放下，如此反复数次。当时，有些交换教授以及一些公职人员赴美时，会带些玉器或刺绣，以换取美金。对于梅李今英这个广东人来说，进些象牙和玉器到美国来卖，是很容易的事，更何况梅李今英的父亲原本就做些进出口生意。
于是在梅光迪左右为难之际，梅李今英忍不住半真带笑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料到，梅光迪蹴足怒曰：“让全世界有一人非为金钱而来美！”这是梅光迪第一次对梅李今英动粗，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不管生活有多困难，梅李今英再不敢提起类似的话题。
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梅李今英也终于得以脱身开始进入拉德克里夫学院的文学院学习。在梅光迪的建议下，梅李今英还另外选了一个白璧德的课程，以及哈佛教育研究院的几门课。梅李今英发现，因为具有学校教学和管理的经历，只要住满一年，就可以直接在哈佛申请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是梅李今英的梦想，却也成了她一生的遗憾。不过好在，另一个遗憾却在垂暮之年得以弥补，因为梅李今英从不肯轻易放弃。此是后话。
对于女性而言，学习上从来都要比男性面对更多的挑战。1928年底，大女儿梅仪慈出生了，梅李今英不得不减少所修课程。1931年，二女儿梅仪芝的到来，更让梅李今英手忙脚乱。顶着生育的巨大压力，梅李今英终于在1932年完成了全部学业，获得了硕士学位。这一年，正好是梅光迪的休假年，一家四口回到了南京。此时，东南大学早已改名为中央大学，梅光迪进了艺术与科学学院担任院长，而梅李今英则成了外语系的一名教授。
曾经的师生，如今做了同事。梅李今英终于让自己长成了一棵大树，可以并立在梅光迪的身旁。
不过，梅李今英与梅光迪真正回国定居，却是在1936年。因为梅光迪收到了曾经的同学、同事竺可桢的邀请，决定赴浙江大学出任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在临回国之前，已经定好了船票，梅光迪的学生顾立雅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主持中文系，闻讯特意赶来，力邀他前去任教。一直谈到夜深，梅光迪也有些心动，但终因克制不了爱国爱家的热情，也因为答应竺可桢校长在前，而未能接受。如果他们当时留在美国，一切恐怕会完全不同。
在秋季学期，一家人赶到了杭州。此前，梅李今英已经生下了三女儿梅仪昭。他们把家安在了美丽的西子湖畔，请了家佣，又雇了一个厨师，再添了一台洗衣机。结婚将近十年，梅李今英终于可以从繁重的家务中脱身了。孩子们上学，夫妻俩同在浙江大学工作。这一次，校园的生活也更趋于平和。梅光迪成了校长竺可桢的左膀右臂，远离了思潮的论争，开始专心于教学与研究。梅李今英又怀孕了，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会很美好，假如没有战争的话。
1937年夏天，梅李今英带着孩子们到上海的姐姐家过暑假。从杭州的家里离开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一去竟然会变得物非人非。很快，日本开始轰炸杭州，西子湖畔的房子被炸了，连同放在房子里的资料也被毁于一旦。梅光迪在浙江大学校园里，还在庆幸妻小恰好都不在杭州。日军却悍然向上海发动了进攻，虽然有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上海还是很快沦陷了。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梅李今英生下了最小的一个孩子，这次是个男孩，取名梅本修。
7天后，在姐姐和外甥的帮助下，梅李今英带着4个孩子好不容易乘上了赴香港的轮船，又开始了乘风破浪的旅程。一到香港安顿下来，梅李今英就开始为孩子们寻找学校。安排孩子们上学和练琴，这是梅李今英从来没有放松过的两件事，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有多困难。梅李今英很快在香港真光书院找到了教职，而梅光迪则随着浙江大学一路内迁，经过江西、广西等地，最后于1940年初在贵州遵义安定下来。
在西迁路上，梅光迪还多了一个政治身份。1938年6月，梅光迪作为安徽省代表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浙江大学唯一入围的教师，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带有相当的民意机关性质的最高咨询机关”。利用参加参政会的机会，梅光迪向教育部长提出了将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分设成两个院的建议。
在竺可桢校长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梅光迪不懈的努力，1939年8月浙江大学文学院独立建院，梅光迪被任命为首任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战争带来了物价飞涨，尽管梅光迪在浙江大学的收入不算低，负担全部家用却也是力不从心，幸好梅李今英一直教书不辍，香港也相对稳定。可惜，这种稳定的局面也在一夕之间被炸弹摧毁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凭借着坚船利炮，日军很快占领了香港。
梅李今英彻底与远在贵州的梅光迪失联了，为此梅光迪担惊受怕了很长时间，每晚难以入眠。直到有一天，学生通过广播知道梅夫人一家平安，赶紧跑到教室，告知正在上课的梅教授的时候，他才忍不住泪流满面。这是梅李今英后来才知道的，但对于当时陷落在香港孤岛的她而言，首先要保证几个女儿的安全，为此女儿每次出门前，都要被打扮成男孩子的样子。更糟糕的是，米价一天涨几次，还常常断供，一家人吃饭眼看就要成了问题。
幸好，梅李今英有真光书院的工作；幸好，真光书院的校长有远见。他为了保证学校的午餐供应，事先存了一批粮食，现在正好可以拿出来分给任课教师。梅李今英分到了一袋，但怎么拿回来，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因为路上遍布饥民，随时有被抢夺的危险。梅李金英的两个弟弟各自带了一个竹编的行李箱，用一些衣服做了伪装，拼命护着，才好不容易从饥民的拳头下，把粮食运了回家。依靠每餐限量供应，梅李今英一家终于撑到了离开香港的时候。
1942年6月，梅李今英带着孩子们与姐姐一家终于挤上了一条开往澳门的小船，当初抵达香港有多迫切，现在离开香港就有多迫切。澳门，仍然在日军统治之下。他们必须接着往内地走，一路辗转。路途中因为外甥病倒了，梅李今英的姐姐和姐夫不得不留下来照顾，让梅李今英带上他们的两个女儿，连同自己的孩子先走。于是，梅李今英带着6个未成年人走过广东、广西，一路艰辛无数，难以道尽。
通过好心人的联络，梅李今英终于在桂林收到了来自梅光迪的电报和5000元汇款，这笔钱如同及时雨，帮住他们抵达了贵州贵阳。那里，有从遵义赶来的丈夫、父亲梅光迪，等着迎接他们，到遵义的行程终于变得轻松了起来。
一家人终于又聚到了一起，梅李今英很快就将租来的房子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家，家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歌声与笑声。梅李今英又回到了讲台，不过这一次为了避嫌，没有进入文学院任教。因为美国对日本宣战，国民政府得到了更多来自美、英的援助，特委托浙江大学开设军官学校，为军队培养更多的外语人才，梅李今英被委任为军官学校的外语系主任，授上校军衔。因为教学成绩突出的，梅李今英后来被授予了一枚“光华甲种奖章”。
但在遵义的日子亦不平静，一方面日军的炮火随时有可能落到这里，梅李今英一度不得不带着孩子们避到了重庆，好在最后是有惊无险；另一方面，梅光迪的健康却出了问题，病根恐怕在梅李今英和孩子们被困在香港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竺可桢校长曾评价梅光迪：“对于做人、读书，目标甚高，一毫不苟。如读书，必读最佳者，甚至看报亦然……为文落笔不苟，故著述不富，但临终以前尚有著作之计划。
”梅光迪之前仅有文章散见于国内外的杂志，未出版过一部专著。此时，他拟定了一份跨度为十年的写作计划，准备将毕生所学凝注于笔端，但天不假年。
1944年，因为日军逼近遵义，在万般不舍中，梅李今英带着孩子们搭便车到达了重庆。他们落脚在亲戚家里，正好在重庆学校旁边。梅李今英被学校请去讲授一些英文课程，孩子们也可以入校继续学业。同时，梅李今英还要为军官学校的学员每周批改一次英语作文，常常忙碌到深夜。
独自留在浙江大学的梅光迪，身体却每况愈下，虽然梅李今英几次想回遵义照顾他，都被梅光迪以不能把孩子们单独留在重庆为由拒绝了。等到梅光迪终于抽身到重庆做检查的时候，已经变得苍白而虚弱了。
医院检查的结果，仅仅发现梅光迪的心脏有些问题。后来，梅李今英追忆到：“在渝四月，经公私医士检查，无一提及肾脏有疾。”他们一家又回到了遵义，但梅光迪的身体却再没康复。抗战终于胜利了，在全国上下一片喜气洋洋之中，死神却悄悄降临了。
1945年12月2日，竺可桢校长去看望梅光迪时，发现他“面肿，完全改变了本来面目，脚也肿，呼吸不畅，似心脏病已至严重时期”，于是安排校医陪同梅光迪夫妇赴贵阳省立医院。熟料，到了贵阳以后，医生均束手无策。尽管梅李今英衣不解带、不分昼夜地服侍在旁，却终于没能留住她的爱人。12月27日，圣诞节后的第三天，梅光迪离开了这个他无比眷念的世界。
在梅光迪的追悼会上，蒋介石送上挽联：人师典范。梅李今英奉上了堪称祭祀文上乘之作的《哭迪生》，可谓字字血泪。梅李今英对梅光迪做出了郑重的承诺，要奉养他的老母，要将几名子女悉数培养成人，而此时最小的儿子不过8岁，对于一名44岁的女子而言，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
1946年，梅李今英一家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的时候，曾经在贵阳短暂停留，贵阳师范学院的首任院长王克仁请他们吃饭。
王克仁不仅是东南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娶了曾经帮助过梅李今英的同班同学黄叔班。席间，王克仁忍不住对着梅李今英叹息：“如果你当初嫁的是同学，而不是教授，现在也不至于成为未亡人呀。
”如果当初没有从美国回来，如果没有在战争中陷落于香港，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如果……可是，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如果，只有血淋淋的现实，梅李今英要拖着4个孩子艰难前行，这一次再没有丈夫和父亲给他们汇款，再没有丈夫和父亲在旅程的尽头迎接他们。
回到杭州以后，梅李今英仍然在浙江大学任教，骤然少掉的一大份薪水，让养家变得困难起来。不仅如此，没有了担任文学院院长的梅光迪，梅李今英从浙江大学分配到的教师公寓是最小的那种。勉强支撑到1948年，几个女儿陆续到了上大学的年纪，梅李今英决意返回娘家寻求支持。
又乘上了船，这一次她要去阔别已久的广东中山，家里有殷殷期盼的母亲和愿意照顾她的弟弟。在娘家住了没多久，经过浙江大学一位旧同事的推荐，梅李今英收到了来自澳门岭南学校的聘书，邀请她担任英语系主任兼女生指导。于是，梅李今英搬到了澳门。
梅李今英的教学依然出色，几年之间，她的许多学生凭借着优异的英语成绩，顺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后来，南中国大学在澳门创立，虽然这所大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梅李今英在英语教学方面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尽心尽力。
梅李今英抵达澳门之初，那里还没有一所大学，孩子们的升学成了问题。美国拉德克里夫学院的老同学韦曼夫人得知了梅李今英一家的情况，联络了其他一些朋友，积极为她奔走，很快办妥了梅李今英3个女儿的赴美手续。1949年夏天，梅仪慈带着两个妹妹在香港码头与梅李今英挥手作别，登上了赴美的航船，她们将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波士顿。几年之后的1952年，梅李今英带着儿子抵达美国，一家人又团聚了。
最初几年，梅李今英给汉学家格拉博士做研究助理，后来又参与了《大英百科全书“中国和日本”部分章节的编写，也完成了《美国历史学会历史文献指南》中有关中国部分资料的整理和编辑工作，以及“十四位非英籍远东专家著作的目录”、“宋史索引”和“中国报刊精选集汇篇”等编辑工作。
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从不肯放松对子女教育的梅李今英，披荆斩棘终于实现了对丈夫梅光迪的承诺。大女儿梅仪慈从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二女儿梅仪芝毕业于梅李今英的母校拉德克里夫学院，三女儿梅仪昭则出自密歇根大学，最小的儿子梅本修更是把哈佛大学、布朗大学、普渡大学读了个遍。
在哈佛课堂上，梅仪慈遇到了历史系的犹太同学费维恺，虽然没有得到双方家长的支持，两人还是在几年之后举行了婚礼。费维恺是著名历史学家、汉学泰斗费正清的学生，凭借博士论文《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版，一举奠定了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成为研究中国史的专家，他后来执教于密歇根大学，还在学校创建了颇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中心。
1973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派代表团访华，梅仪慈和丈夫费维恺皆是代表团的成员，双双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79年，51岁的梅仪慈完成了博士论文《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和叙事》，她把曾经的苦难变成了自己的财富。6月，梅仪慈在哈佛校园里戴上了博士帽。这是她的梦想，也是母亲梅李今英的梦想。后来，梅仪慈将博士论文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书《丁玲的小说》，这使得她成了丁玲文学的研究专家。
但让梅仪慈没想到的是，比这本书早半年，母亲梅李今英已经完成了自己第一本书的出版，这本书叫《中华女性》，这一年梅李今英81岁，算是弥补了前文所说的一大遗憾。
这本书的主体内容，早在梅李今英读硕士期间就已经写完了。当时的梅李今英就认识到，西方世界对中国女性的看法存在许多偏见，为中国女性正名，是她一直想做的事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三从四德”的“从”，梅李今英有着自己的理解。
她认为，“从”根本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服从、屈从”之意，而是“随从、跟从”的意思，女儿、妻子和母亲，通过跟从自己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得到居所及庇护，而不是压迫。她和授课老师讨论了自己的想法，并将《列女传》中的故事讲给老师听。老师听了很感兴趣，为她推荐了几本关于西方女性的书籍，鼓励她进行比较研究，以便系统地向西方读者进行介绍。梅李今英很快完成了草稿，随即交到了老师手上。
没想到，老师连夜读完，告诉她只需稍作修改就可以出版了，这是在1932年。
梅李今英喜出望外地赶回家，把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丈夫梅光迪。一向精益求精的梅光迪读完以后，却说有些细节需要核实，正好可以利用休假年归国的机会完成。梅李今英只得按捺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等待更完美的呈现。没想到，世事无常，以后数年陷于家庭和工作中的梅李今英，始终没找到机会着手做完这件事，直到1937年书稿全部毁于杭州的炮火中。
退休之后，梅李今英搬到梅仪慈所在的密歇根州定居了下来。儿女们都已经学有所成，梅李今英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了，她开始给当地的报纸写文章。一天，她意外收到了一封来自波士顿的邮件，拆开以后，不由百感交集。原来，她曾经请拉德克里夫学院的一个同学帮忙将《中华女性》的书稿用打字机打出来，后面的几章因为梅李今英回中国而被忘在了同学手上，直到最近收拾东西才发现。这也许就叫做天意。
梅李今英不再犹豫，立刻全身心地投入补写和整理工作之中，同时着手联系出版社。终于赶在大女儿出书之前，这本耽误了半个世纪的著作《中华女性》面世了。1984年，梅李今英再接再厉，将回忆录《山高水长》付梓出版。正是通过这本回忆录，让今天的我们可以了解梅李今英乘风破浪而来的整个人生历程。
奉献了自己一生的梅李今英，作为中国男女同校的第一批女大学生之中的一员，在家庭和事业两方面都交出了堪称完美的答卷。她自己，何尝不是中华女性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