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事业才能走得更远。
我觉得要了解我父亲，应该从他的青少年时代开始讲起。在我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生活在动乱中，生活在日寇的侵略时。当时我们是国弱民穷、民不聊生，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在天空飞过。在这种环境下，我父亲感到无力救国，认为只能好好地去学习科学知识。所以，在他心里从小就埋下了科学救国的种子。
在他小学毕业以后，离开家乡芦台镇，高中考入了天津市的第一中学。那时第一中学是天津非常好的一所学校，但是由日本人管理的。所以不到一年，父亲就申请转学到了当时的一所民办学校——天津木斋中学。在高二时，他参加了木斋中学的综合知识考试。这个考试中，高一、高二、高三所有的题都出在一起，他考得非常好。有一位叫刘行宜的老师非常爱才，看到了我父亲的成绩，觉得在木斋中学会耽误他，就推荐我父亲去天津的耀华中学。
去耀华中学需要担保，他就给我父亲提供了担保。当时我的爷爷身体不好，收入也比较低。可耀华中学是个富家子弟的学校，从来没有收过穷学生。但正因刘行宜老师的担保和父亲出色的成绩，耀华中学破例收下了他。
我父亲进入耀华中学以后如鱼得水，耀华中学的图书馆让他印象特别深刻，藏书非常多。耀华中学的语文老师，在讲解历史和古诗时，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历史价值、作者的环境等均会讲明，让他学会了看问题一定要高屋建瓴，要从全局的角度去看。
耀华中学还有一位数学老师赵伯炎先生，他教会了我父亲做学问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每道题要了解怎么解、有几种不同的解法，要前后融会贯通。所以，耀华中学初步培养了我父亲的学习思路和学习方法。
在1944年临近毕业时，我的爷爷因为身体不好，只能把工作辞了，回到老家休养。这个时候面临着高考，对我父亲来说也就面临着失学。父亲在耀华中学的同学陈克潜先生知道了后，把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陈范友先生，陈范友先生所在的公司决定资助我父亲上大学。这样我父亲才考入了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有一件事情对我父亲影响非常大。在1949年快毕业的时候，他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但却得了伤寒，当时错误的救治使他患上了肠穿孔。北京大学教务处知道后，让他从传染病医院转入北大医院。在北大医院，张金哲先生给父亲做了手术，成功抢救。但手术后治疗还需要阿莫西林（青霉素），那时价格很贵，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他没有钱。是北大的老师、同学们募捐，买了青霉素给他打进去，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在救治过程中，需要输血，北大的同学们排着队验血，血型跟父亲相同的赵凯华先生、孙亲仁先生给他输了血。同学们也自发排队轮流照顾父亲。这样，1949年10月1号，我的父亲在病床上听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为什么要说这段故事？因为我的父亲多次跟我们提过，人要学会感恩。
北大毕业以后，他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的方向是量子场论的研究。
1951年研究生尚未毕业时，因为家里很穷，胡宁先生推荐我父亲去了刚成立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在近代物理研究所里，我父亲跟大师们在一起，也是如鱼得水。但是，因为国家的需要，钱三强先生找到他，希望他转到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上。当时量子场论研究他刚钻进去，非常喜欢，但因为国家发展需要原子能事业，需要原子核理论，他觉得还是要转。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他一干将近十年，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
在1955年，由于他在原子核理论领域的出色研究，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61年1月，钱三强先生又找到了我的父亲，希望他从事氢核理论的预研工作，父亲又面临着一次大的转行。因为在原子核理论上，他刚有所突破，且即将能有更大突破的时候，再次因为国家需要，他加入了氢核理论小组，开始了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我的父亲多次跟我说，他非常喜欢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越抽象越好。
但这几次转行，离抽象研究越来越远，最终转到了应用。事后他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课题，他不能有其他选择，必须全力以赴。
其实，1961年钱三强先生找我父亲谈话时，他还有一种想法，觉得我先把它搞完了，搞完了以后就可以回来。结果，从1965年10月的“百日会战”，到氢弹原理的突破，氢弹爆炸成功，中子弹的突破、核武器的小型化、武器化，到1996年我们国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他为了国家的需要，再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
改革开放后科学院恢复重建，1980年钱三强先生回到科学院时，多次找到我父亲，希望他到科学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但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核武器只是从无到有，离武器化、实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出于各种原因，核武器研究所的很多人员都离开了。在当时理论部的“八大主任”中，有四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物理科学家，其中，邓稼先先生到了院里从事领导工作，周光召先生调到了科学院，黄祖洽先生调到了北师大。
如果父亲走了，这个队伍就又缺少了一个。这个时候，我国核武器技术正处于爬坡的关键时期，我父亲只能婉拒钱三强先生的邀请，继续从事国防核技术的研究，一干就是一生。
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谈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几句，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没有什么时间教你，你上大学要离开北京，去外地独立生活。我希望你要努力学习，要尊敬老师，要团结同学，在大学学习要打好基础，将来你才能走得更远。
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工作去向已定，被分到了研究机构。我父亲跟我说，你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工作中要努力、刻苦，研究工作要耐得住寂寞，顶得住诱惑。另外，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更要实事求是。这就是父亲教育我的一些事情。
我的父亲一直把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作为他的座右铭。在我的眼中，我的父亲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非常和蔼可亲，也很睿智。
对待同事、对待家庭，从来没有发过火。他非常爱我们的家庭，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对全家的热爱。我要补充说一下我的母亲。她为了照顾我的父亲，从来没参加过单位组织外出要超过一天的活动，因为她要照顾我的父亲和家庭。我父亲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如果没有我的母亲是做不到的。
为了照顾我父亲，我母亲付出了很多。单位离我们家有差不多500米的距离，我父亲开完会，即使有工作餐，也都要回家吃饭，就是为了吃我母亲做的面条。这样的家庭在我住的那个大院里有许多，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地为核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聪明才智，所以才能让核工程走得这么远。我父亲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事业才能走得更远。
在我父亲的身后，有千千万万的同事在默默付出，无声耕耘，在为祖国的强大而奋斗着。所以，让我们再次感谢以于敏先生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家庭，还有所有支持这项工作的人所做出的贡献。这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激励，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个时光，而且要把国家建得更好，才对得起前一代科学家们的艰苦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