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韩群力，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格致论道。我今天的题目是“共生的世界”，将从人与生物圈计划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角度，分享一些我的经验和看法。在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Biosphere Programme，MAB），其理念基于1968年的世界第一次生物圈大会。
当时几十个国家的科学家针对世界上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资源利用的不可持续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二十几条重要的建议，并达成一系列共识。他们指出：生物圈是一个系统，对其部分的扰动最终会影响到生物圈的整体，故此，自然资源的利用规划，必须基于综合的跨学科的科学研究。
伴随着这个认识又有了一个新的重要观点：人类是生物圈中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源的管理问题仅靠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考虑到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和心理学等方面的问题。同时还指出，生物圈中被损坏的部分必须予以修复，在有条件的地方须尽可能使其生产力得到加强。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WNBR），以及世界遗产公约（WH）所涵盖的自然遗产部分，是进行生态系统保护、研究和可持续利用管理的两个最主要的国际合作机制，它们之间是有一定重叠的。在人与生物圈的科学计划，我们从生态系统、生物圈再到1968年大会强调的人在这个生物圈当中具有决定性的中心的作用，这是一个科学概念上的进展。
到1974年，当时在国际上已经成立了很多各种类型的保护地，比方说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国家公园等。这时候，人与生物圈提出了生物圈保护区这样一个新的模式。意思是我们要走出传统的异地、迁地保护的植物园、动物园，或者是在野外封闭的生态系统保护地。这些机制当然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要考虑世界生物圈整体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就必须要走出传统的视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我们要在全世界找到生态上最富有代表性的地方，建立一个国际网络来开展合作。同时还提出了生物圈保护区不仅仅是要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要在保护区开展科学普及、科学研究、环境监测，并且支持与生态系统相关的周边地区的经济和环境相融的发展。
在保护的同时决不能忽视人。像这样从封闭式保护走向人与自然深度交融、互动的新模式，有两个具体的案例：一个是非洲的肯尼亚的安波塞利，另一个是印度尼西亚的西比路群岛。
在199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提出：生物圈保护区要能够作为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我下面再讲两个例子。柬埔寨中部的洞里萨湖是一个巨大的湿地，是东南亚最大的野生水鸟栖息地，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此外这里的水生生物、生态景观、水生态系统都非常重要，尤其是这里的水生态系统对湄公河流域以及整个柬埔寨都有很大影响，有季节性的防灾减灾的作用。
到199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提出将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同时作为生物圈保护区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保护生态，还要保护和生态相互依存的文化多样性。
我2013年接手了人与生物圈秘书长工作，不仅要做具体的案例，还需要领导制定人与生物圈计划新路线图和发展愿景。经过几年努力，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利马宣言”，以及人与生物圈10年的战略和全球行动计划。
从1976年正式启动到目前，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拥有分布在134个国家里的738个成员，已经构成了联合国体系内最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覆盖了生物圈主要生态系统类型，有超过7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超过1亿人口，以及极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不同的发展环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