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化工巨头杜邦的一名女工诞下了一个只有单鼻孔的婴儿，她一位同事的婴儿也患有先天眼部和泪管缺陷。奇怪的是，这场悲剧很快就湮没无闻。
一直到1998年，杜邦工厂附近的一家养牛场的牛群又出现了诡异的现象——它们牙齿逐渐变黑、不停地腹泻、走路摇摇晃晃，最终成群成群地死去。农场主怀疑附近的杜邦工厂有问题，于是委托律师罗伯特·比洛特（Robert Bilott）对杜邦发起诉讼。
PFAS（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全氟或多氟烷基物质），是上万种化学物质的统称。它们都是碳链上布满氟原子的有机物。碳-氟键号称有机化学中的最强键，不仅本身非常稳定，还可以保护其中的碳骨架，因而PFAS又被称为“forever chemicals”永恒化学品。著名的特氟龙，就是其中佼佼者，防水、防污、耐寒、耐热、极度光滑，连壁虎都抓不住！
从原子弹浓缩铀，到人造器官，再到千家万户的不粘锅，都离不开它。
但是，性质稳定也是一把双刃剑，意味着这类物质极难被降解。在日常使用的场景中，特氟龙是相对安全的（温度不超过260℃不会分解出有毒物质），但PFAS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却并非如此——包括制造特氟龙过程中的原料，这场案件的元凶，也就在其中。
作为百年老字号化工巨头，杜邦创造过的特氟龙、尼龙、凯夫拉这样举世闻名的产品，在当地自然是创造税收和就业的超级大户，利益网络盘根错节。农场主威尔伯·坦南特（Wilbur Tennant）决意起诉之时，身边的律师、政客、医生几乎无人愿意伸出援手，甚至过去的朋友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农场主坦南特的兄弟，是杜邦公司的员工之一，患有医生无法诊断的怪病，为了筹钱卖掉了一块地。这块地被杜邦用作废料填埋，附近的小溪恰巧流经坦南特的农场。卖完地不久，坦南特农场里的牛就开始“发疯”了。一切都被录像带记录下来了：泛着白色泡沫的溪水、步履蹒跚的病牛、死牛体内颜色奇怪的器官……录像堪比恐怖片，给比洛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被起诉的回应，杜邦与当地环保部门进行了联合调查。调查报告指出，农场的牛营养不良、兽医照顾不周、害虫管制不力……潜台词就是农场主根本不会养牛，关杜邦什么事呢？
直到庭审临近，转机出现了。比洛特发现了一封杜邦寄给美国环保署的信，其中提到一种神秘物质：PFOA。它不在管制品清单中，也没有任何的毒性数据。比洛特要求杜邦提供关于PFOA的全部资料，也毫不意外地遭到了拒绝。
2000年秋，比洛特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这次他终于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在法院的强制命令下，比洛特陆续收到了“相关资料”。杜邦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给出去了什么东西——那是一座小山，由杂乱无章的内部信件、健康报告、研究记录堆积而成，涵盖数千份文件、十一万多页，时长跨越近半个世纪。
原来，PFOA（Perfluorooctanoic acid，全氟辛酸）是制造特氟龙时避免结块的表面活性剂，也是PFAS的一种，由另一家化工巨头3M制造。杜邦从1951年开始购买，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将数十万磅PFOA粉末直接排入河流中，把七千多吨含有PFOA的污泥倒进了没有任何隔离措施的废料池，最终污染了当地数万人的饮用水。
更离谱的是，以杜邦、3M为首的化工巨头对于PFOA的毒性并非没有研究，但同时也表演了资本操纵学术的种种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操纵研究方向、资助有利研究、压制不利研究。
2000年8月，比洛特给杜邦的律师打了个简短的电话，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被挖开的黑历史面前，杜邦终于服软，答应给农场主赔偿。但比洛特并不打算就此罢休，因为这已经不是几头牛的问题。
2005年，美国环保署对杜邦下达了1650万美元的处罚，这是美国环保署有史以来最大的民事处罚，但仅仅是杜邦当年在PFOA相关产品利润的2%。
接下来，比洛特代表所有饮用水被污染的居民，向杜邦发起集体诉讼，仅在农场周边就有7万多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喝污染水已经喝了几十年。
2011年12月起，研究团队陆续公布了调查结果：PFOA与肾癌、睾丸癌、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先兆子痫和溃疡性结肠炎之间极有可能存在联系（probable link）。比洛特开始代表每一个受害家庭向杜邦发起一次次诉讼，总数达3535起，争取到赔偿金额6.7亿美元。
无数企业数十年的生产和排放已经导致PFOA遍布全球。根据美国环保署2022年发布的最严新标准，终身饮用水的PFOA上限是0.004ng/L，而遥远的青藏高原雨水中PFOA含量都已经达到0.055ng/L。
更可怕的是，PFOA虽然已经基本停产，但它只是PFAS家族上万成员中的一个。这些物质，包括PFOA替代品在内，普遍缺乏完善的安全评估与监管。然而PFAS相关产品，已经遍布日用品、航天、电子、医疗等无数个领域，成为百万漕工衣食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