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在工作中“摆烂”，和同事讲笑话一直笑到下班。今年三月的某一天，我来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成人精神科，想要借助现代医学解决我的抑郁问题。准确地说，是长期持续性的心情不好，最近还添加了早醒的症状。那天我试图表现得轻松些，穿了宽松的运动裤，化着精致妆容，想要掩盖住我的焦虑与压抑。或许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不想在自己的诊断报告上看到“抑郁症”这三个字。
经过简单的对谈和交流后，我被安排做了一系列检查，包括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脑电图和心电图等等，还有五份心理测试。医生看了检查报告，最终在诊断单上写了六个字：抑郁焦虑状态。于是我带着一堆白花花的药物离开了诊室，开始了我的抗抑郁之旅。
在互联网大厂做缺觉的卷王，还是回到安睡的港湾？今年过完年回到北京后，我开始早醒。刚开始，凌晨1点入睡，早上5点半醒来。一周后，入睡时间越来越晚，我却醒得越来越早。
睡眠不足，白天上班昏昏沉沉。这种状态连续两周后，我决定求助医生。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2020年底，我换了一份工作。正如大家在网络上看到的标签一样——互联网大厂、996、焦虑——这份新工作让我身心疲惫。看不到尽头的数据指标、职场内卷、以及各种各样杂乱无章的事情，都让毕业3年的我陷入情绪低谷。事情的起因是一次恶意绩效差评。从那之后，我整个人处于紧绷状态，上班情绪压抑到极致，睡眠质量也直线下降。
那段时间，我开始定期做心理咨询。每个月1~2次电话咨询，经历了小半年，好不容易熬到了过年回家。回家后，我仿佛回到了安全的港湾，每天睡眠长达9小时。但没想到，回到北京后我状态比原来还要糟糕，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这一幕。
抗抑郁药初体验：嗜睡到眼皮打架，但至少不再失眠。离开诊室的时候，我手头拿了三种药物。其中一种叫做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的抗抑郁药物，据说能让人情绪好一些。剩余两类都是调节睡眠的药物。
拿到诊断后，我十分纠结要不要吃药。抗抑郁药的副作用怎么办？吃药之后万一停不下来怎么办？这些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后来，我请教了一位学医的朋友，他的建议是如果我觉得睡眠状态暂时还能调整，那可以考虑先不吃睡眠类药物。但他建议我先吃西酞普兰：“毕竟你的情绪已经无法自我调节，而且根据你就诊的结果，我担心你以后从中度抑郁转向重度抑郁。”这句话把我吓住了。
当时我在北京处于居家办公状态，白天可以随时休息，于是我选择开始吃抗抑郁药。
职场斗争与我何干？我开始“摆烂”，从上班笑到下班。我对抑郁症的了解其实并不少，很早以前就看过相关论文书籍，所以也能在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及时去医院寻求帮助。我也了解抑郁症并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它和发烧感冒咳嗽一样，是一种有生理基础的疾病，需要寻求正规的治疗，必要时也需要药物干预。但仅靠药物，真的够吗？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再往深层次推一推呢？是不是对工作的态度和认知有问题？又或者是自身的性格与这个世界相处时发生了冲突？基于以上这些，我该如何去解决呢？我首先做了一件事——开始在工作中“摆烂”。“摆烂”的意思是远离工作中的任何压力源头，把自己暂时放置在一个打工者的位置上，领一份工钱干一份事。
我开始不再为某一期视频数据不好而焦虑，开始对职场斗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容易上头。
从减药到停药：生活小事我也能哈哈大笑。从三月确诊抑郁症到八月，我的身心完全得到放松，几乎每一天都活得很自我。我不再和毫无意义的工作较劲，也不会逼迫自己——我“自恋”地认为自己每一个状态都是最好的。我把微信签名改成了“日日是好日”，然后按时吃药，按时随访，按时睡觉，按时锻炼，按时看书，按时和朋友们玩耍。
六月中旬，我想试试停药。刚开始也是先减量到半片，但我很快就体验到了撤药反应，比如情绪开始摇摆不定，在工作中某些时刻莫名想哭，于是我又赶紧恢复了药量。7月中旬，我再次尝试减量。可能是因为找到了新工作，也可能是因为我的确身心非常放松，撤药反应这一次没有显现。去医院后，我和医生提议说能不能先暂时停药，因为我现在的状态比4个月之前好太多了。“一般来说，抑郁症的治疗需要6个月到1年半，不过因人而异。
”她接着说，“你可以尝试先停一段时间，我还是给你开一个月的剂量，到时候不行再吃上。”现在距离我停药已经两个多月了，生活比之前好太多了。最大的进步是我现在体会幸福的能力比以前强太多了，生活中一点点微小的雀跃都能让我哈哈大笑。2022年的上半年，我终于学会了好好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