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东人！怎么可能忍受土头灰脸了一天却不洗澡呢？然后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我的内脏随着盘山大巴车不同方向的加速度一次次抛起、坠落。胃一阵阵痉挛，恶心、头晕、耳鸣、胸闷……直觉告诉我，如果不去医院，就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意识渐行渐远，迷迷糊糊中，我似乎已经忘记自己为何会身处这个鬼地方。
计划如此美好，这一切都要怪那部电影。2019年国庆假期，我和小伙伴决定挑战人生初次的高原之旅。天真烂漫的我们，特意选择了因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走红的稻城亚丁。网络上对这条旅行线路也是一片溢美之词——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一生中不能错过的景色。
出发前，我们（以为）做足了功课。亚丁的海拔是3000～6000米，对于我俩土生土长的广东人来说，这可是个不小的挑战，毕竟广州的海拔近乎于0。网上许多攻略表示，坐车慢慢一路增加海拔问题不大；何况，我们还是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平常也没有锻炼习惯，对氧气的需求量不大，还提前吃了红景天，同伴还是个拿证的执业医师，还带上了一堆备用药物……稳了稳了，还怕个啥？
为了安全和看到更多美景，我们报团时还特意找了一个公路旅行线路，打算与美景来一个四天三夜的近距离接触。殊不知，这便是我噩梦的开始……
第一天：可怕的盘山公路和海拔差。从海拔500米的成都出发，大巴一路沿着盘山公路悠悠地走，随着APP监测到的海拔慢慢升高，窗外的山景越来越美，我的心情好极了。早上的行程很快结束，午饭时已到达海拔3000米左右，导游“善意”地提醒我们午餐要吃饱一点，因为下午的目的地在海拔4300米，路程将会变得艰难——我不以为然，心理嘀咕“不就是多了1000多米么”。
开车不久，我饭气攻心开始犯困。眯了一会，我忽然觉得车子不对劲，这大坡度的攀山和俯冲是怎么回事？我拉开窗帘往外一看，立马倒吸一口凉气——只见盘山公路呈“Z”字型，车身贴着崖边行驶，我都能俯视到下面光溜溜的石壁。车身不停摇晃、上升、俯冲，简直就是迷你版的过山车。
行程的第一个景点，海拔4300米的景区提示。车厢里很快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呕吐声，到达目的地后，很多团友都开始蔫了，同伴也吐得脸色苍白。我倒没什么感觉，暗自得意自己身体好。高原温度比平原低了10多度，除了保暖不够有点冷、走得快时有点喘，我耍得还挺好。看来我对高原挺适应的嘛哈～
天了噜，我要发烧了？当晚下榻的旅馆在3500米的新都桥。十月入夜后的高原，空气是刺骨的寒冷。
尽管导游叮嘱我们不要洗澡，但是——作为广东人！怎么可能忍受土头灰脸了一天却不洗澡呢？于是，我与同伴两人合谋了一下，把房间空调开到最强、提前开好电热毯、调节水温，飞速冲了个澡。晚上八点，我开始感到左边太阳穴有点疼，偏头痛要犯了？同伴给我检查了一下：“额头好像有点烫啊你，坏了！不会发烧了吧？”发烧在平原可能是小事，但在高原地区却变得麻烦。这儿物资奇缺，医疗条件也差，方圆十几里都未必有诊所。
同伴问了前台和附近的居民，跑了仅有的几家商店，都没有找到体温计。我翻了随身的药，吃了一颗布洛芬，裹得严严实实地上床，睡一觉应该就没事了吧？这晚，怪梦一个接一个，睡得一点都不踏实。
第二天醒来后，情况变得糟糕，我开始剧烈地头痛。导游说过，进入高原后，头痛是正常的反应。疼痛的程度尚在我可承受的范围内，我决定忍忍。为了保证接下来的路程能量充足，早饭时我还特意多吃了两碗白粥。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内，这顿早饭将是我享受的最后时光……
今天的车程比昨天的还颠簸。开车不到半小时，除了头痛越演越烈，我还开始头晕、胸闷、恶心，还有止不住的呕吐。
奇怪的是，昨天吐得人仰马翻的团友们却一个个没事儿一样。今天的呕吐声，是我一个人的独奏。一个小时内，早上吃下去的食物已连同胃液倾泻完毕。但胃还是随着车轱辘，斗气似地一路翻滚。海拔越高，空气变得越稀薄，我开始有点气促，担心自己有高原反应，于是我间歇使用导游发的氧气罐吸氧。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什么，吸氧后头痛似乎还加重了。于是我更肯定了自己就是晕车，没有继续吸氧。
同伴为了给我补充能量和水分，不停地让我喝葡萄糖水、维C水，塞各种食物。我觉得我就像个袋子，东西装进我的胃，又原封不动地翻出来。一个早上我都在吃吃吃、吐吐吐之间不停循环。期间，我们到了海拔4000多米的第二个景点，据说很好看，而我只想静静……再好的景色，也没有精神去欣赏。
好不容易到了午饭落脚点，我本以为得到了拯救，终于可以歇一下，吃点清淡的补充体力。万万没想到！
今天居然是最丰盛的高山鳕鱼火锅，全程自助，敞开吃！那些简单腌制的生鱼块，连骨肉带血水地放进同一个锅里，那刺激的鱼腥味……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对着锅吐的。宝宝心里苦啊，人家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成了“从你的全世界吐过”。被灌了一堆药，医生同伴束手无策……同行的团友里，几个热心的阿姨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你这样吐可不行啊”，“吃点东西自己就好了”。
吐到六亲不认的我，虚弱得连白眼都懒得翻了，老娘难道不知道吃饭的重要性吗？可我就是吃不下啊啊啊！好不容易熬过午饭时间，我管导游要了一包头痛药。吃了药之后，头痛似乎缓解了一点，但胸闷、气短、恶心的症状仍没有消失。等到开车之后，各种症状又卷土重来。
同伴把随身携带的药物几乎给我喂了一遍，一颗奥美拉唑、一盒铝碳酸镁咀嚼片、两次布洛芬，还灌了不知道多少包补液盐和葡萄糖……当同伴最后宣布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的走马灯已经出现，遗言都想了好几个版本。
就医之路，千辛万苦。海拔三四千米的藏区，行车途经的全是人迹罕见的苍荒之境，根本没有任何医疗机构，就医谈何容易。
导游是个直爽的康巴汉子，一开始坚持认为我就是个娇生惯养的“公主病”，只要正常吃喝啥事没有，对同伴描述我的病情严重性不以为然。同伴把平素医患沟通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对着导游手舞足蹈地比划什么是水电解质紊乱、我脸色苍白高度提示低氧、寒冷的高原上增加死亡风险云云。最后，导游终于被迫答应帮我们找诊所，但这一路只有今晚的落脚点亚丁镇才有医院。
当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晚上8点多，距离我的早饭已经过去了整整12小时。没错，我吐了12小时。下车后，我意识模糊地瘫倒在旅馆大厅的椅子上，残存的一点意识反复提醒自己，去医院，去医院……等我醒来后，我已经在一架卡车上。在我晕过去的时候，同伴尝试过打车软件，但在这偏远的小镇行不通。
她找旅馆前台、找导游反复沟通，差点跟导游干起来，最后导游才同意帮忙找司机，以200块钱一趟的价钱，接我们去了约10分钟车程的镇卫生所。
晚上10点左右，我们终于到达卫生所。看到那个熟悉的红十字标记，我老泪纵横……卫生所大厅绕坐了一圈吸氧的病人，急诊室里的游客也不少。医生看我脸色苍白，马上给我测了指尖血氧饱和度。结果是80%，这比正常值低了许多。“不应该啊，这么年轻的小姑娘呢。
”医生疑惑地嘀咕，又给我测了一遍——79%！“这个比较严重，马上安排床位、吸氧！”医生大手一挥，我被送进了急诊留观室。测腋温，38.3°C！果然是高原反应！听说我呕吐了一整天没有进食，医生还给我开了一堆输液。经过吸氧、补液、护胃、退热等一顿操作猛于虎后，我终于喘过气来了。
期间，医生百忙之中还特意来看望我。医生告诉我们，年轻女性很少见这么明显的高原反应，何况我还没上山呢。但为什么随身氧气罐越吸越难受呢？医生说，那种商业氧气罐浓度根本不顶用，发生高原反应只能用医用氧气枕。而且，发生高原反应与体质无关，别以为平常身体强壮就不会发生高原反应。
我看了看邻床病友——一个一米八的壮实中年汉子，嘴唇发紫地躺在床上，正在用面罩吸氧。
他说自己是开摩托车来旅行的，发现咳痰带血才进了医院。明明一点不舒服都没有，结果一拍片，肺都水肿了。吸了一个半小时的氧气，我退烧了，精神也好了很多，还打起精神吃了点东西。期间急诊室内吸氧的人都换了几拨，我算算时间应该可以走了。但医生一复查指尖血氧——咦，怎么才83%？“今晚你哪哪都不能去了。”最后，同伴回了旅馆继续明天的上山旅行。而我，一个人被留在医院留观，继续吸氧。
出院后：腰上栓着氧气枕，我“重获新生”。可能是太累了，即便是人声吵闹的留观室，我还是睡得很沉。吸氧过夜后，第二天早上我头不痛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也不吐了，吃嘛嘛香。出院前，医生第三次给我测了指尖血氧，还是80+%——看来我注定是与那海拔6000米的雪山无缘了。不过，我状态恢复得还不错，可以出院了。临走前，医生千叮万嘱，要我绝对不能上更高的地方了。我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去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因为行程还有两天，怕极了高原反应的我在卫生所买了两个大大的氧气枕。这两个氧气枕成了我和同伴最后行程的支柱。靠着它们，我俩终于没有头痛、没有呕吐地度过了两天一夜。后来，完成亚丁之旅的团友们问我，跑了一趟却没有亲眼看到美景，会不会觉得遗憾。我苦笑，你们路过的全世界，我都吐过了，一点都不遗憾。
但后悔的事情还是有的，悔不该当初小瞧了高原，出发前的调查不足，选择了海拔高度变化如此大的路线，还没有做好保暖措施。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洗澡了（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