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岁半的⼥⼉和七岁的⼉⼦相继起床。⽼公在准备早餐，我在旁边督促⼉⼦刷⽛、洗脸、叠被⼦。与此同时，我的⼤脑在⻜速运转以下待办事项：要再去超市买漱⼝⽔和坚果；⼉⼦接到的⽣⽇邀请卡今天要回复了；要提醒⽼公给全家预约最近的流感疫苗；新买的床垫还没有送到，要联系客服追踪⼀下；⼉⼦跆拳道的课程要续费；⼥⼉⽇托班下周五有联谊会，我得预定甜甜圈或⽔果拼盘。
当我收拾好准备去洗⼿吃饭，发现洗⼿液⽤完了还没补。⾛进厨房发现⼉⼦⼜已经在闹脾⽓了，他想吃的吐司没有了，爸爸给他准备的是另外⼀款。⼩的在哼哼唧唧，⽼的在叨叨叨训娃。不⾏！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不能让⼉⼦崩溃，要⽴刻⾏动，在两三分钟内让他恢复平静，否则会有更⼤烂摊⼦需要我收拾。最后，全家终于都坐下。
在餐桌前⼀起吃饭时，⼀种深深的疲惫突然向我袭来：明明我刚起床不久、没⼲什么体⼒活、⼥⼉也难得没有起床⽓、外⾯的天⽓超级晴朗。⽣活看上去⾏驶在正轨上，我怎么就那么累！？以上情形是否也让你感同身受？推荐⼤家读读杰玛·哈特莉写的《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的情绪劳动》，就会明⽩：虽然看上去我们并未做体⼒劳动，却⼀直进⾏着繁重的情绪劳动。你是否在做着微⼩、隐晦，但⽆所不在的情绪劳动？
“情绪劳动”最早由社会学家亚莉·霍奇查尔德在其著作《⼼灵的整饰》⾥提出：它描述了空乘⼈员、⼥佣和其他服务⼈员，必须在⼯作上展现出快乐的模样，以及愉悦地应对陌⽣⼈的样⼦。后来，社会学家丽⻉卡·埃⾥克森将“情绪劳动”和⼥性所承担的情绪⼯作、以及不公平的家务分⼯联系在⼀起。她的研究显示，情绪⼯作是理解家务中性别差异的关键要素——⼥性做较多的情绪⼯作，也分派较多的情绪⼯作，⽽且做的同时还要让每个⼈都开⼼。
在《不被看⻅的情绪劳动》⼀书中，作者这样定义“情绪劳动”：那些为了让周遭⼈感到舒适快乐，所做的家庭管理、⽆形劳动，以及为此承受的精神负担、情绪波动统称为情绪劳动。情绪劳动会以许多微⼩，但隐晦的⽅式融⼊我们的⽣活：⽐如经常被问家⾥的某样东⻄放在了哪⾥；⽐如时刻惦记着学校⽼师是否⼜布置接⻰了，打卡是否做完了；⽐如孩⼦闹脾⽓时安抚他们的情绪；⽐如提醒家⼈不要忘记做某件事情，然后被嫌唠叨。
情绪劳动，是为确保每件事情能顺利完成⽽承担的精神负荷。对每⼀件产⽣有形结果的任务来说，其背后都隐含着⽆形的⼼理付出，⽽这些⼤多是由⼥性负责关注、追踪与执⾏。情绪劳动属性“⼥”，因为⼥性是“指定的操⼼者”。情绪劳动不仅仅是因为家务分配不公、沟通不畅造成的，它是⼀个系统性的问题。⾸先，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默认情绪劳动由⼥性承担。
作者杰玛认为：我们常被告知⼥性的直觉较强、更善解⼈意、更愿意且能够提供帮助和建议——这种⽂化结构，为男⼈提供了⼀个情绪上偷懒的借⼝，把情绪⼯作变成了理当由⼥性去完成的⼯作。于是，⼥性就像是被“指定的操⼼者”（designated worrier），要以许多⽆偿的⽅式，不惜⼀切代价（包括牺牲⾃我），让周遭的⼈感到舒适。
于是，家庭的倾听者、忠告者、旅⾏规划者、⾏程管理者、居家打扫者、提醒者都集我们于⼀身。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个例⼦：⼀位主编乔尼·埃德尔曼说，她即使发⾼烧躺在床上休息时，也⽆可避免进⾏着情绪劳动：脑中盘算着清理冰箱、帮狗预约看兽医的⼈选（答案是她⾃⼰，等她有体⼒站起来以后）。
这跟她丈夫⽣病时形成鲜明对⽐：他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操⼼，可以真正地休息和复原——因为他知道⾃⼰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其他的⼀切都有⼈打理，甚⾄连想都不会想到那些事情。⼥性不懂开⼝寻求“帮忙”？作者认为，相较于过去，不少现代男性，确实愿意在家务和育⼉上投⼊和更多时间和精⼒。当妻⼦要求丈夫去完成什么事、或者帮个忙时，他们也会去办。所以，当丈夫发现⾃⼰妻⼦还埋怨、⽣⽓时，他们⽆法理解：我不是⼲活了么？
你交代的事⼉我都做了呀？但其实双⽅是在讨论两件不同的事情：⼀⽅在讲体⼒活，另⼀⽅在讲情绪劳动。因为⼥性被社会塑造为“指定的操⼼者”，所以从男性视⻆来看，他们根本⽆法理解“情绪劳动”是什么。丈夫们并不知道，妻⼦们也并不想事⽆巨细、⼤包⼤揽地管家⾥所有事⼉。妻⼦们希望另⼀半可以跟⾃⼰⼀样，更主动积极地⾯对家务。
妻⼦可以开⼝要求另⼀半把垃圾拿出去倒，但她更希望丈夫可以⾃⼰发现“该倒垃圾”了，以及负起“注意何时倒垃圾”的责任。换⾔之，⼥性真正需要的不单是丈夫“帮忙”，⽽是成为通⼒合作的伙伴。因为“帮忙”，则意味着“这不是我的⼯作”、“我是来帮你的”，以及“这是你的责任”。既然婚姻是夫妻⼆⼈的，为什么只有妻⼦是责任⽅？
⽽通⼒合作的伙伴，则不需要特意指派⼯作、也不需要在细节上悉数过问，对于“谁该负责什么”很清晰，夫妻⼆⼈能共同以⼀种平等的⽅式承担责任。想成为“通⼒合作伙伴”，要做到这两件事。伴侣之间平衡情绪劳动、成为“通⼒合作伙伴”，其实有着重要意义：对丈夫来说，这可以让他有机会过更充实、更真实的⽣活，⽽不必依靠妻⼦做⾃⼰的“第⼆⼤脑”，他可以以新的⽅式融⼊⽣活，承担新的⻆⾊。
对妻⼦来说，这可以让我们重新获得⾃⼰的精神空间和时间，从⽽在职业⽣涯上做出更理智的抉择，并从真正平等的⽴场上感觉到⾃⼰与伴侣的关系更紧密。对孩⼦来说，他们可以看到更好的榜样，避免承袭上⼀代的错误模式。如何做到这些？作者认为：第⼀，即使很困难，⼥性也不能放弃和另⼀半的沟通。因为对概念理解悬殊，导致⼥性厌倦开⼝沟通。
⼀⽅⾯，交派任务需要耗费⼤量脑⼒，还得同时统筹全局；另⼀⽅⾯，开⼝求助时还必须⼩⼼翼翼（因为另⼀半确实也做了⼀些家务），并考虑到对⽅的情绪状态。所以沟通的结局往往是：⼥性觉得还不如⾃⼰直接来做更简单。于是我们⼜开始把⼀切揽在⾃⼰身上，直到达到下⼀个临界点，⼜为了情绪劳动⽽跟伴侣发⽣⼀场⽆奈的争吵。作者在书中多次举证了⾃⼰和丈夫沟通“情绪困难”时引起的争执、怒⽓。
但等双⽅冷静后，她坚持与伴侣对话：她试着向丈夫解释⾃⼰的精神负担，以及为什么交派任务如此重要；也试着解释为何打理家庭的身⼼劳务，变得那么复杂。她告诉对⽅，⾃⼰想有⼀个同样积极主动的伴侣，她不能继续交派任务，然后假装⼆⼈是在维持⼀种平等、进步的关系。如果⼆⼈分摊家务后，⾃⼰还得提醒丈夫做事是不够的，因为所有的情绪劳动还是由她⼀个⼈独⾃承担。
作者写道：“我们必须想办法清晰地完成对话，才能⼀起持续前进，⽽不是在原地打转。谈论情绪劳动需要付出情绪劳动，但你不这样做的话，⼀切只会继续维持现状”。第⼆，妻⼦要评估事情的轻重缓急，交出“控制权”。有时候，妻⼦明明希望伴侣承担更多的情绪劳动，却会在⽆形中会阻挠⾃⼰：另⼀半的⽅式不是我们常⽤的⽅式；丈夫做得不如⾃⼰好；突然调整个⼈预期、改变做事⽅式和“标准”很难。
社会学家把这种⼥性执着于严格的标准，称为“固守⺟职”（maternal gatekeeping）。此时，⼥性要做的，是评估事情的轻重缓急后，把“控制权”交给对⽅。作者在书中提到，她的⼀位编辑在把控制权交给丈夫后的经历：这位编辑过去作为家⾥的唯⼀情绪劳动这者，深思熟虑后，把⾃⼰的精⼒⼤胆地转移到她向往的⽬标——专⼼完成⾃⼰的书稿。
于是，她对丈夫“放权”了很多事务：⽐如她不再负责给亲⼈朋友寄节假⽇贺卡（即使这意味着丈夫会忘记或者遗漏）；不再负责提醒给孩⼦们准备好换季⾐物（即使这意味着孩⼦深秋还穿着短裤）；不再提前规划晚餐吃什么（即使这意味着她丈夫九点才煮好）。她发现，卸下身为家中“领航者”压⼒这件事绝对值得——“不如她意”的地⽅尽管很多，但家⾥并没有乱套；伴侣在经过了⾜够的时间独⽴思考和练习后，也越来越“上道”。
当你是家中唯⼀⼀个负责情绪劳动的⼈时，你就会⼀直焦虑不安，总害怕遗漏了什么，因为你为了确保万⽆⼀失已经筋疲⼒尽了。纠正情绪劳动的失衡应该从现在开始，为了我们⾃⼰、也为了下⼀代。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看⻅”，是⼀件很重要的事⼉，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
果壳亲⼦Guokr为⼤家准备了很多有关家庭——【婚姻/亲密关系/婆媳关系】的⽂章，欢迎点击下⽅名⽚，关注【果壳亲⼦Guokr】，发送关键词“婚姻”，进⼊专栏。希望我们能通过这些⽂章，重新看⻅那些被我们忽略很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