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0日是星期一，像往常一样，54岁的埃琳娜·卡塔内奥（Elena Cattaneo）在自实验室里。电话响起，是她的助理。他说，“有一个消息，你最好先坐下再听”。卡塔内奥随后发现，自己收到了150万欧元。她从未见过或听说这个弗兰科·菲奥里尼（Franco Fiorini），而现在，他却留给了她相当于1165万人民币的一笔财富。真真切切，不是恶作剧。
埃琳娜·卡塔内奥是意大利药学和神经学教授，也是意大利终身参议员。
捐钱给科学机构或者研究项目，常见。指定捐给某个科学家，罕有。为什么是卡塔内奥？当然，她是顶尖科学家。许多意大利人都知道米兰大学这位著名的药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但这次的捐款——用意大利神经学家图利奥·波兹安（Tullio Pozzan）的话说——是科学传播的胜利。故事要从七年前说起。那是关于一个“干细胞新疗法”的漫长战争。
第一战：药品管理局开铡。2009年，意大利的一个私人组织“耐力基金会”（Stamina Foundation）开始向绝症病人兜售一种干细胞新疗法。从人的骨髓中可以收集到干细胞，但这些干细胞通常只能分化为脂肪细胞、骨细胞和软骨细胞。这一次，耐力基金会创始人达维德·万浓尼（Davide Vannoni）宣称，从患者骨髓收集来的干细胞，经视黄酸处理后，可分化成神经细胞和多种组织。
将这些混合细胞再注射回原患者体内，可以抗感染、消炎症、促进血管生长；能治疗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症、肌肉萎缩症、脊髓性肌萎缩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能治的万灵药。用万浓尼的话说，“不管什么疾病，总有一种细胞会起作用”。他还宣称，2004年已经用这种自创疗法在俄罗斯治好了一个面瘫患者。
第二战：患者们抗议上诉。
在意大利，法律规定了绝症病人在无药可医且情况紧急时，可以使用尚未被批准的疗法，这叫“关怀使用”（compassionate use），费用由政府买单。这些法律的目的，本是让绝症病人能得到及时救助，获取一些还没走完审批流程、但已被卫生部门初步判定为“有疗效”的治疗。然而，意大利的法律体系里缺了一个东西——意大利版的“道伯特标准”（Daubert standard）。
这个标准来自美国法律体系，要求法官身为“看门人”，必须按严格标准来决定哪些“专家证言”和“科学证据”可以成为呈堂证供。譬如说，只有“按照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才算“科学知识”，“是否经同行评议”，“是否被科学界普遍接受”也是重要的辅助判断标准。除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也采纳了类似规则。
不幸的是，意大利没有本土版道伯特规则，在法庭上，“科学”、“专家”、“疗效”的标准模糊不清，这就给了耐力“运作”的空间。在耐力基金会召集下，一些将耐力的干细胞疗法视为最后希望的患者集体抗议并诉诸法律。由于相信耐力基金会的干细胞疗法能起效，部分示威者呼吁政府允许病人接受这种治疗。
第三战：科学家志愿入场。就是在这时候，卡塔内奥忍无可忍，从“关注者”转成了“行动者”。
她自己就是干细胞研究者，在米兰大学研究亨廷顿氏病。她深知，目前还没有将骨髓细胞转化成神经细胞的可靠办法。如果耐力基金会真能做到，就是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但他们在自称“我能”的同时又拒绝公布具体技术细节——科学家的本能反应是，这很可疑。在科学共同体里，卡塔内奥找到了战友。
她联系上了同样做干细胞研究的另两位专家保罗·比安科（Paolo Bianco）、米歇尔·德卢卡（Michele De Luca），再加上卡塔内奥长期合作一起研究的一位生物伦理学家吉尔伯托·科贝里尼（Gilberto Corbellini）。在媒体不报道，医生不合作，政府机构不上心的情况下，2012年冬季，这群科学家们开始战斗。
第四战：卫生部撒钱研究。
2013年3月，在万浓尼没有提供体外细胞实验结果，没有提供动物实验结果的情况下，时任意大利卫生部部长雷纳托·巴尔杜齐（Renato Balduzzi）允许耐力基金会继续“治疗32名终末期病人”，其中许多甚至是儿童。尽管卡塔内奥等人联系到十三名科学家，共同署名发表了一封给巴尔杜齐的公开信，呼吁他尊重科学证据，不要批准可疑疗法，但巴尔杜齐没有改变主意。
2013年5月，在患者压力下，意大利国民健保和议会同意资助耐力基金会390万欧元（约3029万人民币）来研究这个干细胞疗法。万浓尼春风得意，说这场纷争给他带来了9000名新患者。他还呼吁法律进一步放松监管，好让他扩大治疗范围。
第五战：法庭的最终裁决。2014年4月，万浓尼被意大利检方以欺诈公款罪提起公诉。2014年8月，意大利都灵法院判决耐力基金会必须停止一切“治疗”，并收缴了他们的一切设备。2014年5月，欧洲人权法庭裁决，即使是“关怀使用”的疗法，也必须有科学证据支持。从此以后，绝望的患者，不会再轻易被欺诈，被利用，被盘剥。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
尾声：捐赠者菲奥里尼的故事。
捐赠者弗兰科·菲奥里尼，可能就是被卡塔内奥的这场战斗打动。菲奥里尼是个内向的人，他没有近亲，朋友很少，身体也不太好，幼时罹患小儿麻痹症，导致部分瘫痪。成年后，他给建筑公司当会计师，49岁时就提早退休。2016年初，他得了严重的感染，在病榻上，他写下了遗嘱。他于5月9日去世，享年64岁，遗嘱随后公布，非常简短，“我所有财产均留赠埃琳娜·卡塔内奥博士，由她自择善法，用于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