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居民大多数有关于饥饿的经验，就算有，也很少是因为匮乏。当过去几周，上海市民陷入程度不一的普遍食物缺乏——孤寡老人聚居的社区、群租房中的外来务工者、身价上百亿的“风投女王”，都不得不对外发出求助。大部分人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困惑。几周过去，一部分食物供给状况在好转，一部分人开始习惯，还有一部分新的问题又被暴露出来。更多的人也第一次意识到，让食物出现在餐桌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9年的TED Talk中，伦敦建筑师Carolyn Steel（卡罗琳·斯蒂尔）曾说道：如何养活一座城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她说，城市从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肌体，而极大程度上依赖与农村和外部的交易。进入20世纪，技术和工业进步让现代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公路、铁道的铺设，前所未有地提升了人口与货物的流动速度。而当特殊管控降临，这趟漫长旅程的层层环节，则会转变为重重关卡。
据联合国估计，到2030年，全球60%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越来越多人的生计将仰赖于此。“如果你将食物视为一种流动，那么它就是城市中最重要的流动。”Steel说。在过去几周的上海，食物的流动发生了巨变，它们从装载、运输，到分发的操作都变得令人感到陌生，当然，这些食物也激发出城市居民超出以往习惯的邻里互动。
“感觉菜源不缺，现在缺的是最后一公里。”美团副总裁毛方近期在一场直播中表示。事实的确如此。
尽管人口众多，城镇化率常年高居第一，但上海的食品供应似乎早已不是一个问题。1958年，政府将江苏十个县划归上海，上海总面积因此扩大10倍，达到6000多平方公里。这大大增加了菜田面积。1988年，“菜篮子工程”启动，上海率先在郊区新建、扩建了一大批副食品生产基地。如今，上海全市种植蔬菜面积稳定在50万亩。崇明、松江等多地建有大型蔬菜基地，100亩规模化以上的蔬菜合作社就有大约400余家。
与此同时，上海在全国有50家外延蔬菜基地。一年到头，来自南北产区的货运昼夜无休，源源不断地填满这座千万级人口城市的货架，客菜保证了这里七成以上的蔬菜供应。3月27日，奉贤区南桥镇一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显示，这让居民们可以几乎没什么顾虑地大口吃菜。在普通的一年，上海人对蔬菜年消费量在600万吨左右，相当于每人每天可消耗约0.65公斤。
其中，山东的大白菜、西红柿，云南的西葫芦、绿叶菜，都是上海人餐桌的重要组成。
但自2022年3月中下旬，各地疫情防控举措升级，跨省市的高速公路成为管控重点之一，客菜运输开始出现梗阻。根据G7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的统计显示，自3月28日到4月7日，全国整车货运流量指数从95.8下滑到了70.71（指数=当周整车任务数/2019年周均任务数x100）。
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司机在高速公路上被拦截，甚至在车上就地隔离的消息。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4月10日，全国关闭高速公路收费站678个，约占收费站总数的8.4%。上海对外地货车出入实施严格的车证管理，非保供企业几乎无法进出上海。一位物流企业的负责人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3月以来，货车开到目的地下不去车、卸不了货的情况越来越多，空跑概率为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甚至更高。
4月7日，交通运输部和相关部门召开会议，指出疫情下的交通乱象：部分地区对货运车的管控层层加码、一刀切，这让物资供应不畅、中断。高速下不去，服务区不让停，车门贴封条。原本流通在干线上的1728万卡车司机卡在了干线上。2018年出版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指出，公路货运承担了全社会76%的货运量。背后是一个个原子化和高流动的卡车司机。他们多是农业户口，个体自雇，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
忙碌、高压的长途货运，机动灵活地平衡着全国的供需，给城市物流造血。但四处流动的工作性质，又让卡车司机被视为疫情传播链条上的“高风险群体”，是“需要”被严防死守的“危险一环”。
想要进入苏州的周师傅对《财经》媒体说，4月3日，行程卡带星还能拿到通行证下高速，一夜之间，政策就变了。货车进不了城，当地企业只能在收费站接收卸货，然后将司机连人带车送回高速。“这下看怎么办。高速堵得一塌糊涂。
”不少司机将这一幕拍下来，跟空荡荡的上海城区公路形成鲜明对比。货车司机有的堵在高速上，有的进入上海被困，所谓“进去十个货车司机，吃掉十个货车司机”，运力被消耗在各个关卡。健康码、行程卡、通行证，反复的核酸、抗原测试，但凡还想在路上跑单赚钱，就要不断自证。一旦带星，就哪里都不给下高速，有时还会被要求就地隔离——隔离费用对卡车司机同样是不小的经济压力。
疫情遍地开花，政策标准各不一致，动态变化，“过往几天的行程”，动辄就会变成“几周”甚至“几个月”。卡车司机不得不以车为家，四处流浪。不少人因此练就“野外生火”这一类的“科目五”技能，啃面包度日，饮溪流解渴，拍短视频苦中作乐。
如此的风险让司机望而却步，造成人手短缺、运费暴涨。一家大型粮油公司称，近一周收到上海的粮油订单将近500吨，开出比平时四倍高的运费，仍没有司机愿意跑。4月14日，国务院发文严禁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普通公路，保证路网畅通。根据交通运输部，4月15日，因疫情关停的高速公路收费站249个（4月10日是678个），关停服务区87个，减少了277个。
4月16日，福建青拓集团货车司机拿到了全国首张统一格式、全国互认的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意义重大！”这位师傅感叹道。
疫情以来，上海人开始习惯这样的购物方式，不是一件一件地买，而是一买一整套，固定搭配，固定价格。“固定套餐”成为电商前置仓的主要SKU，是为了提高分拣效率。沪外运来的物资先在大仓中转卸货，再于每日凌晨运送到各前置仓门店。
以叮咚买菜位于天山路上的一处前置仓为例，一个前置仓包括外卖小哥、分拣员、仓管等24人。疫情前，这里每日单量大概在1200单，如今每天都超过3000单。分拣员穿梭于各个货架之间。“嘀嘀嘀”的物品确认声中，和“订单已超时”的刺耳提示夹杂在一起。现在没有精力顾及这些，因为封控造成的缺人手，人均工作强度早已超负荷。
500米的前置仓内，美团买菜的分拣员日行5万步，每天都还要义务早来一个小时。
4月7日，上海防疫会上表达了对于保供人员的巨大需求。4月8日，阿里巴巴宣布旗下饿了么等企业新增分拣员等保供人员3000名；美团从北京、广州等地调配分拣员近千人。从数据来看，电商仓库正在一点点从突然休克的状态中复苏。目前，上海电商平台非涉疫大仓已恢复营业42个，非涉疫前置仓恢复营业779个。每日优鲜表示，4月18日以来，其在上海近7成的前置仓已经恢复运营。
骑手或许是同时接近天堂和地狱的人，他们日薪过万，睡在桥洞与街边。为了生计，一些外卖骑手选择露宿在外。上海封控后，九成的骑手小哥不再流动。他们或跟着整个楼栋一起困在家中，或担心疫情感染殃及家人而主动隔离，要么就是因为次密接、混检异常、没有通行证，封印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工作证明、保供证明、48小时核酸证明是可以出门的基础，每天一次的核酸和抗原检测是可以送单的前提。
4月6日，上海的疫情发布会公开表示，各电商平台在岗骑手人数仅1.1万，而上海常住人口2489万，相当于每2500人对食物、水、生活物品的物流需求，都压在一位骑手身上——他们承载着较平日更多人的更多期盼。
人们希望骑手们顺便去带盒药、买个菜，有时人们会直接让骑手进便利店，视频展示付款码远程购物。“我帮你把芹菜上面的土去一去，不然上称算钱。”骑手们也照顾着市民的精打细算。
但是到店-取货-准时达的“日常”已经难以为继。封禁政策下，大量商家歇业，商家与顾客的距离，由以往的一两公里拉长到四五公里。疫情中飞涨的物价，也让跑腿骑手拿不定主意。他们时刻与客户联络：150元一斤的猪肉要买么？你要的椰汁没货了要取消么？每个环节都充满了不确定，一单20分钟的跑腿也会抻长到一个多小时。
一份外卖小哥展示收入的截图中，过万的日收入里，有7856元来自用户打赏。4月13日，上海市商务委、邮政、发改委和市场监督局联合表示，将对大家所关心的快递费和跑腿费价格明显上涨的问题，联合采取措施，进一步依法规范。
两年前，社区团购短暂又疯狂地进军各小区时，社区中出现过一阵“团购长”。他们大多是退了休的爷叔阿姨，烧好一屋子饭菜后，张罗邻居团些低于市场价的水果干粮。
钱大暖是互联网公司高管，小有名气的博主，做过媒体、运营、供应链市场……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耗在公司和互联网上。但现在，她也成了小区里的团购头头，张罗着四栋人的粮米油盐，以及偶尔对薯片可乐的渴望。“团长”是她的新头衔。上一次这个称呼流行还是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时期，相比“团购长”，少了一个字，却多了一丝革命感和共患难的意味。
成为团长是因为一次买牛奶。
4月5日，上海全面管控的第四天，钱大暖疯狂想念牛奶醇厚的味道，临时被拉入的业主群中也有老人表示想喝，钱大暖决定牵头和小区居民一起团购。组织过500强公司的牛奶派发活动、好友间的螃蟹团购的钱大暖，工作中也熟练掌握采集信息、制作订单的技巧。
她熟练地先制定了一套SOP（标准作业流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在业主群了解居民需求——找相关渠道下单（自己去电商平台抢&工作时累积的供应链资源&团长互相推荐&企业团购直销）——将团购信息制成图片，在群里接龙统计需求数量，设置清晰的截单时间；对部分老年人，挨个打电话问需求——盯物流，及时向群里展示物流进程——到货后，组织小区志愿者拿货及分配，收费。
社区团购表，钱大暖在这个春天成为传递物资安全感的重要角色，在原有渠道失灵的情况下，帮助居民获得急需的资源，还能帮助社区改善下生活。钱大暖打算疫情结束后面试一些团长，“这帮人的信息获取能力、组织能力、执行力、判断力、财务能力、共情能力都得到了验证。”她希望疫情后，能与这些人做同事。
卡车至少有10米长，平时一个并线就能轻易堵塞四车道的马路。幸而，这段时间路上空空如也，它可以自由调整方向和角度。
车上是来自政府的救援物资。这些成袋的蔬果肉蛋，是封控后政府“保障居民生活”承诺的具象化表现。韩方航所在的小区，3月28日起便一直处于封控管理。期间发放过四次来自政府的救援物资——土豆、洋葱、卷心菜，每次一定会出现；绿叶菜则各次不同，有过空心菜、莴苣，也有过上海青、鸡毛菜。有两次，他作为志愿者参与了发放。
第一次，食物按照标准装袋，三袋并入一个白色泡沫塑料箱；第二次，没了泡沫箱，成千上万个塑料袋毫无支撑地堆满了整辆卡车。将物资卸下是最难的一步。泡沫箱堆起了七八米，志愿者需要爬到扶梯顶端再一一卸下。卡车之下，志愿者排成长队，接龙式地将箱子传到指定位置——像许多短视频中所看到的那样。
短视频评论区往往认为这样极其愚笨，是摆拍。但成百上千袋物资，一人来回搬运，仅仅是花费在赶路上的体力就会将人透支。庞大的运送任务前，韩方航觉得这已经算得上高效。为什么每次一定会有土豆和洋葱？绿叶菜和肉类的品种又是谁、依照什么原则来决定的？他感到好奇。志愿者到社区门口接应运送货物的车辆，新闻里透露出物资来源的一些信息。自3月下旬，全国各地持续不断地向上海支援了大量物资。
以云南一省为例。
根据《文汇报》，4月15日，怒江向上海浦东发送第五批抗疫物资，包含冷链运输的猪肉，咖啡、火腿、大米、茶叶；4月5日，德宏向上海青浦区输送新鲜蔬果168.27吨，有马铃薯、萝卜、玉米、茭白、沃柑；4月4日，文山向虹口和静安区驰援农产品100吨；3月31日，曲靖向宝山发出30吨蔬菜、468箱火腿、若干鲜花饼。《新闻联播》报道，自3月29号以来，江苏盐城累计向上海发送物资数万吨。
有人说，这么一算，够上海人每人分到不少了。
但居民接收的情况并不统一。不同于接收过四次物资的韩方航，大半个月里，一些人只收到过一批，有的人甚至从没收到过物资发放。内容也千差万别，故被网友称之为“盲盒”。“盲盒”原是玩具行业的促销手段。疫情中它被频频使用，酒店盲盒、方舱盲盒、厕所盲盒……带着一种惶惶不可知的情绪。“高速扩建的方舱像是开盲盒，我希望不幸中招的人都能开到好的那个。”解除隔离后，美食博主zhuyi接受采访时曾说。
一位上海居民收到的社区物资，前两次，她分别收到了一袋蔬菜，油、牛奶、一包华夫饼，还有一些人不满于“爱心礼包”变“定价盲盒”，网络频现对援助物资被倒卖的质疑。4月9日，就网传“上海宝山抗疫物资被倒卖到松江”一事，供配公司回应称，为工作失误，物资流入销商市场所致；4月18日凌晨，针对“居民反映建新居委会倒卖云南捐赠物资”，五角场街道调查回应，为居委会工作人员误发。
“上海黑市目前1瓶可乐=3棵青菜=5个鸡蛋=2个5号电池=5卷卫生纸。”另一张广为流传的“隔离需求层次理论金字塔”中，塔顶同样赫然屹立着：可乐。往下依次是蛋糕、肯德基、巧克力、螺蛳粉、冰淇淋、耙耙柑……最底层才是蔬菜、大米。传统意义上，硬通货指的是在市场波动中价格稳定，不易受影响的保值货币。“硬通货”概念在上海疫情中的流行，则与居民间形成的“以物换物”网络息息相关。
骤然到来的封锁让大部分人没有时间进行有计划的囤货，随着时间的拉长，对所谓“非必要品”的需求涌现出来。交换成为了食物流动的最后一环。室友一次团购时对方错发来的10包咖喱饭，成了李灵家里最保值的物品。室友讨厌咖喱，硬着头皮吃了2包，拿来跟几天都在白水煮菜的李灵换了一包抽纸。社区群里，咖喱也格外抢手。他们本想置换些东西，没成想有人愿意直接掏钱买下。最终，这些咖喱半卖半送，还换了瓶洗洁精回来。
抽纸和洗洁精，都是如今封闭小区里的精贵货。与可乐、零食、蛋糕一样，它们在社区群中身价备涨。低运力下，所有的食品都在涨价。李灵不太敢看这段时间的花销，“现在买东西都不看价钱的”。据她估算，最近的菜价大约是以前的两倍，蔬果基本10元一斤起步，肉类则实在太贵，“吃不起”。李灵最近的一餐，平时煮芹菜她不吃叶子，现在她知道，把叶子摘下来还能再吃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