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风险是个复杂的突变系统，预防自杀要放弃“以解决方案为导向”，转向“以过程为导向”。并不是所有自杀者都有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比如几个小时）里，从“低自杀风险”变为“高自杀风险”。不要寻找“自杀高风险群体”，要捕捉每个人的“自杀高风险瞬间”。很难通过“发现自杀警讯”来阻止自杀。“直接减少自杀念头和行为”的疗法更有效。
“通过减少心理疾病，来间接减少自杀念头和行为”的疗法效果差一些。从环境入手的自杀预防措施很有用。增加“生存的意愿”，比降低“去死的欲望”更重要。重点是要提升生活质量，创造和建立“值得去过的人生”。
心理学家克雷格·布莱恩（Craig Bryan）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从军。他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拉克兰空军基地做了四年多的随军心理学家，还曾被派遣到伊拉克的巴拉德联合基地去服役6个月。他为军人提供心理治疗，为头部受伤的军人提供神经认知评估，为医务者和指挥官提供专家意见。同时，他不可避免地直面无数残酷的悲剧——来自战争，来自创伤，来自……自杀。
军人在极短时间内从“低自杀风险”变成了“高自杀风险”。后来布莱恩在美国犹他州执业时，也遇到过“就这么发生了”的案例。来访者B与妻子在激烈争吵时，他“感到完全不知所措，只想让一切停下来”，于是他抓起一把手枪指向自己的头，只是险之又险地在扣动扳机之前停下了。B和妻子当时关系紧张，但此前他并没有任何心理或精神疾病，也没有自杀念头或计划。
他在争吵中感到“情绪不堪重负”，但这同样是人的正常反应，不是心理或精神疾病。
自杀就像一个多解的方程，就像X+Y+Z=100。满足这个方程的解有许许多多，X=50，Y=50，Z=0。X=10，Y=10，Z=80。X=100，Y=100，Z=-100……这些都是方程的“正确解”。自杀也是如此，有许许多多促进自杀的“风险因素”，许许多多防止自杀的“保护因素”。对每一个具体的自杀案例来说，精神疾病在或不在自杀的“解”里都有可能。
布莱恩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毫无警兆地自杀。他的家人在极度震惊中回头寻找心理或精神疾病的蛛丝马迹，有时找到了一些，但有时实在是一无所获。丧亲的家人们坐在心理医生面前流泪，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不知道自己本该做些什么。许多人认为，所爱之人的自杀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几乎没有明显的预警。
现有的自杀风险筛查方法，精准度还远远不够。
先来看一个典型的自杀警兆列表——自杀警兆谈论自杀或者说想死，寻找结束自己生命的方法，酗酒或吸毒，社交退缩，孤立自己，远离他人，绝望，睡眠改变，睡得特别多或特别少，焦虑，不安，感觉被困住，没有出路，烦躁易怒。这些警兆的确存在，然而问题是，①不自杀的人身上也会出现这些警兆，出现警兆的大部分人最终没有自杀，②自杀的人身上不一定会出现这些警兆，即使出现了，也不一定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自杀念头的波动非常大。2017年《异常心理学》上的一个研究尝试追踪了人在短时间里的自杀念头变化，参与研究者都是自杀高风险者。这些人平均每天被询问2.5次“那一刻的想法”，结果发现，在大多数日子里，自杀欲的波动都很剧烈。绝望感、孤独感、认为自己是他人的负担……这些感受的变化同样很大。
自杀很可能是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在这样的系统里，有时会出现突然的、不连续的灾难性（catastrophic）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戏剧性，如此违背理性，如此难以预测，如此全盘改变了整个系统的运行方式。几乎没法通过迹象来预测灾难性变化何时会发生。这种不可预测性，正是它破坏力的来源。
阻止自杀，需要找到“自杀的刹车”。布莱恩开始询问自杀幸存者们“什么是你的刹车”？当你在强烈痛苦中，哪些方法对你有效，哪些手段有帮助？你是怎么面对新一轮危机，而让自己不想自杀？你做了些什么不同的事情吗？
现有的自杀干预方法，在减少自杀念头和行为上，效果只能算一般。这个结论来自2020年发表在《心理学公报》上的一个荟萃分析，这项分析纳入了近50年来的1125项对照研究，得出了“短期、便宜的干预和长期、昂贵的干预，效果差不多，或者说一样差”“自杀干预需要进行根本性改变”的结论。
对于自杀，现行的许多干预和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可能因为其设计思路是“通过减少心理疾病，来减少自杀”。但如果要减少自杀，设计思路最好是直接给人加“自杀刹车”。也就是直接关注减少自杀的疗法更有效。
第一个刹车是增加生存意愿，也就是让人“更加想活”。“有多想活”和“有多想死”固然相关，但也可以独立变化。既有“不是太想活，也不是太想死”，也有“非常想活，同时也非常想死”。自杀是因为“想死”，更是因为“缺乏活下去的理由”。
第二个刹车，是教会人们在挫败时，依然能坚持使用有效的新策略。2010年《美国精神病学期刊》上的一个研究发现，和其他人相比，曾尝试自杀者有一个特征——逆反学习（reversal learning）的能力较差，也就是认知僵化而不够灵活，更难忘掉过时的旧经验，也更难学会适应当下环境的新经验。
第三个刹车，是教会人们在极端痛苦时，放慢自己的决策。2016年《美国老年精神病学期刊》上的一个研究发现，曾经自杀的人，决策风格偏向高风险高回报，而不是低风险低回报。普通人更倾向于选择“小赢小输，长期会赚”的策略，但有自杀史的人更愿意选“大赢大输，长期会输”的策略。
直接针对自杀的“刹车”是有效的，但还有一种预防自杀的思路。像减少交通事故致死那样去预防自杀。也许不必执着于“先找出会自杀的人，再针对这群人进行干预”。即使不知道谁最可能自杀，依然可以阻止自杀。就像即使不知道谁会发生交通事故，依然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
现在预防自杀的重点，绝大部分放在了“减少人类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上。我们做风险筛查，鼓励人们警惕自杀警兆，如果有警兆就去接受心理治疗、服用药物，拨打预防自杀热线。如果同样的思路用于交通事故预防，那么我们会无休止地训练人们去注意环境里的各种警兆，经常在司机里筛查“你最近超速了吗？醉驾了吗？开车时看手机了吗？”，安排发生事故的司机去上安全驾驶课程。
这些有作用，但这些还不够。一个复杂系统需要“在明知人类会犯错的基础上，去提升安全”。不单改变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更要改变系统的其他部分，确保一旦其中某部分出了问题，系统中的人依然能得到其他部分的保护。
很多研究已经证明，在减少自杀上，“限制手段”可以说是立竿见影。2005年《美国医学会期刊（JAMA）》上的一篇综述回顾了自杀预防的种种策略，发现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就是“减少自杀途径，限制自杀手段”。简单点说，给致死的道路上增加种种障碍：控枪，限制可致死药物的处方，把高毒性的农药替换成低毒性的农药，用不容易中毒的天然气替换煤气，给大桥修高高的护栏防止跳桥……
在英国，随着供气里的一氧化碳比例从12%下降到0%，自杀率下降了近30%，原本会用煤气自杀的女性，没有用别的方法自杀。斯里兰卡禁用毒性最强的杀虫剂后，自杀率下滑了近50%。萨摩亚禁用百草枯后，自杀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二。原本会用剧毒农药自杀的农村人口，没有用别的方法自杀。
以色列军队2006年开始禁止军人周末回家时带着军队发放的枪支，此后军人自杀率下降57%。
这个下降大部分是因为，原本会在家中举枪自尽的军人，没有用别的方法自杀。新西兰的格拉夫顿大桥（Grafton Bridge）1996年拆除了防止跳桥自杀的旧围栏，结果跳桥自杀数从每年1人变为每年3人。2003年又安装了改进的新围栏，跳桥自杀数立刻下降为0。
数据还显示，华盛顿特区的艾灵顿桥（Ellington Bridge）增加围栏后，跳桥自杀数从每年4人降为每年0.2人，而且附近的塔夫特桥（Taft Bridge）跳桥自杀数没有上升。
原本会从这座桥上一跃而下的人，并不会去另一座桥。直接关注自杀的心理治疗，可以将自杀率降低大概15%~22%。而“限制自杀手段”，可以将自杀率降低大概30%~60%。
在心理治疗之外，还有许许多多阻止自杀的手段，有着极大的潜力。比如说，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值得活下去”。2006年《临床精神病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显示，在美国的各个州，居民有医保的比例越高，自杀率越低。医保人口每增加1%，自杀率下降1~2%。自杀风险下降，可能是因为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也因为与医疗相关的焦虑降低。
2019年《美国预防医学》上的一篇论文显示，在美国的各个州，最低工资越高，自杀率越低。最低工资每上涨1美元，自杀率下降1.9%。自杀风险下降，可能是因为经济压力减轻。心理治疗当然很重要，但心理治疗不能付你的账单，不能给你一份工作，不能给你一个住房，不能给你医疗保险，不能保护你免受网络暴力或者周围人的暴力……
要解决自杀问题，必须超越“个人责任视角”。必须意识到，自杀不单单是“自杀者”的问题。自杀者与其说是问题所在，不如说是一个个“火灾警报器”。他们用生命告诉其他人，这世上仍然处处燃烧着令人痛苦的烈火。每一个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举措，都在降低世上每个人的自杀风险。
救下每一条搁浅的小鱼，因为那条小鱼在乎。也因为大多数小鱼在度过“搁浅”那一劫后，会在深邃蔚蓝的大海里，好好活下去。《英国精神病学期刊》2002年的一篇综述，分析了90个对自杀幸存者的追踪研究，发现曾尝试自杀者里，大概7%会再度尝试并死于自杀，23%会再度尝试自杀并幸存，然而，还有70%的人，他们不会再尝试。他们决定珍惜这“第二次人生”，面对不确定的未来，面对痛苦迷茫不知所措，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