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伯特是一名50岁的登山爱好者，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攀登家乡的一座雪山。但是这座他最喜欢的山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上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消失。“我几乎看不到以往那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冰山了，我所能看到的只是消融。”在他看来，没有冰川包裹的山是赤裸且丑陋的，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失落的风景。
渐渐地，艾尔伯特对于冰山的关注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还感受到了悲伤、痛苦、深深的焦虑，他羞愧于自己曾经不那么爱护环境。极度的痛苦甚至会触发他强烈的内脏疼痛。艾尔伯特认为，自己的以往已经与冰山建立了连接，现在他自己的一部分也随着冰山的消失而消失了。在望着登山的旧照片时，他甚至有一种想家的感觉。
艾尔伯特并非特例。这种因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精神痛苦的现象越发常见，使得学者们开始使用“Solastagia”一词去概括它。这个词中文翻译为乡痛症或者是环境忧虑，最早由澳大利亚哲学家阿尔布雷特（Glenn Albrecht）于2003年提出，定义为：“由于看到或想象到气候变化或工业影响对自然世界造成不可逆转的退化或损害，而引起的精神痛苦。”
乡痛症并非杞人忧天式的情绪困扰，原因在于生态环境变化引发的灾难确实越来越多。例如，世界气象组织（WMO）已经确认，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温度的升高伴随着极端天气和灾难的频发。21世纪的前20年，极端高温事件增加了232%、洪涝事件增加了134%、风暴事件增加了97%、山火事件增加了46%、干旱事件增加了29%。
面对这些巨变，除了乡痛症，人们还可能感受到生态悲痛（ecological grief）、生态焦虑（eco-anxiety）等一系列复杂情绪。乡痛症属于生态悲痛的一部分，所有的生态损失（物种消失、被迫改变生活方式等）都可能引发生态悲痛。相比于指向过去和现在的生态悲痛，生态焦虑则是指向未来的、对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将何去何从的焦虑与担忧。
对于环境的恶化，绝大部分人都会产生负面的心理感受，但是有些人受影响更为明显，所承担的风险也更高。首先是与自然环境保持密切关系的人群，关系可能是工作、生活或者文化上的，比如农民、林务人员、土著居民、户外运动爱好者等。这一类人更容易对特定的环境产生依恋，有的甚至会把这种依恋作为其身份构建的一部分，正如诗歌中所提到的“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面对生态焦虑，我们可以怎么做？
想要减少生态焦虑，可以先尝试转变认知，比如我们可以试着不再将灾害简单地视为“敌人”。英国杜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学仁(Chris Courtney)在《龙王之怒》中考察了中国长江洪水的历史。他认为，洪水是自然风险，但是它是否拥有更多破坏力与致灾机制（The Disaster Regime）有关。
致灾机制涵盖了将自然风险转化为灾难的基本因素，包括粮食保障和公共卫生，人居建筑和防洪设施的完善程度，政局动荡、战争冲突，救灾官员的腐败等，它们可能会加剧洪水导致的破坏，甚至比洪水更加致命。也就是说，自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人类的活动可能引发乃至扩大自然风险。
最后，要看清生态焦虑与生态悲痛的积极意义。
适当的压力和焦虑可以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比如一些人能够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来改变和对抗可能的环保困境。当你为环境恶化而感到痛苦时，可以尝试为以下几种方式为自己减压，摆脱负面情绪的影响。比如，控制环保方面负面的信息源，不要让自己深陷负面情绪的漩涡之中；定期在自然环境中享受独处时光，接受大自然疗愈（biophilia）；寻找并加入相似价值观的团体，获得归属感和情感支撑，帮助彼此发展亲环境行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