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场乃⾄很多社交场合中，谈论薪酬似乎成了⼀种绝对的禁忌。除了涉及商业机密、个⼈隐私等多种因素，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贫穷”本身更可怕的，是“感到贫穷”的⼼理状态及其带来的后果。
有⼏位经济学家想要检验两个关于不平等的理论，尤其是关于薪⽔的不平等。这两个理论相互对⽴，在结果出来之前很难说究竟哪个才对。第⼀个待检验的理论是理性更新模型，就是说⼈们会从机遇的⻆度来评估他们的薪⽔。
如果⼈们发现他们的薪⽔少于其他同事，他们会“更新”对未来收⼊的预测，认为⽇后加薪的前景不错。反过来，⽐同事赚得多这件事情，会让他们受到打击。第⼆个理论是相对收⼊模型，认为⼈们对于不平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是情绪化的。如果他们发现他们⽐同事赚得更少，他们不会将其视为可能加薪的信号，⽽是会将其作为⾃⼰不被赏识的证据。
⼀个新建⽴的数据库为经济学家们检验上述两个理论提供了便利。
在美国加州，有⼀个数据库对公众开放，其中包含30多万加州政府雇员的准确薪酬信息。但在这个数据库刚刚建⽴的时候，很多⼈还不知道。经济学家们给加州⼤学三所分校的数千名员⼯发送了邮件，提醒他们这个薪酬数据库的存在。果然，许多员⼯都去偷偷查看其他⼈的薪酬了。⼏天之后，研究者们⼜发送了⼀封邮件请员⼯们评价对⾃⼰⼯作的满意度。上⼀次没有被提醒数据库存在的员⼯，这次也收到了他们发送的这份调查。
研究者⽐较了两组⼈员的调查结果，确切来说，研究结果和两种理论都不适配。那些发现⾃⼰⽐别⼈赚得少的⼈不太⾼兴，与控制组相⽐，他们对⼯作的满意程度更低，寻找新⼯作的意愿更强。但是涉及到较⾼收⼊的群体时，相对收⼊模型就不成⽴了，那些发现⾃⼰⽐同事赚得多的员⼯没有感受到愉悦。经济学家总结道，查阅薪⽔数据库“对收⼊在单位和职业中位数⽔平以下的员⼯有负⾯影响”，⽽“对于收⼊⾼于中位数⽔平的员⼯没有影响”。
经济学家从他们这项研究中获得的信息是，雇主“有强烈的动机”来保持薪⽔的隐秘性。假定加州政府雇员可以代表更⼴泛群体的话，这项研究还提出了⼀个更⼤的、更令⼈不安的结论。在⼀个财富集于顶端的社会中——换句话说，就是像我们所处的这样社会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量的输家。
⼼理学家基思·佩恩（Keith Payne）认为，⾄少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部分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也拥有电视机、微波炉还有⼿机），贫穷所带来的真正害处是⼀种主观上的贫穷感。这种贫穷感并不局限于那些收⼊处于末五分之⼀的⼈。在⼀个会与邻居⽐较收⼊的世界⾥，⼈们很有可能在有不错收⼊的同时感到钱还是不够。另⼀⽅⾯，感受到贫穷带来的影响远不限于感受本身。
那些认为⾃⼰贫穷的⼈会做出和其他⼈不同的选择，⼀般来说会是更差的选择。例如，花⼏块钱去买⼀张彩票，⽽这张彩票能获奖的机会只有三百万分之⼀，这怎么样都不能算好的选择，尤其是对于那些勉强维持收⽀平衡的⼈来说。然⽽美国低收⼊⼈群购买彩票的⽐例⾮常⾼，⾼到有时候博彩⾏业被称为“对穷⼈的税收”。对此的⼀个解释是穷⼈会有更冒险的⾏为，是冒险让他们变的贫穷。⽽佩恩认为，恰恰相反，是贫穷导致了冒险。
他的观点在⼀项关于赌博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那些⾃我感觉更贫穷的⼈更愿意将钱花在卡牌游戏等赌博形式上，“感到贫穷让⼈更愿意去掷骰⼦。”
在另⼀项佩恩和他的同事实施的研究中，被试被分成两组然后进⾏⼀系列的赌博。每次他们会被给予⼀个低⻛险、低回报的选项（100％的机会赢得15美分）和⼀个⾼⻛险、⾼回报的选项（10％的机会赢得150美分）。
在开始之前，两组的成员会被告知关于之前参与者表现的故事（也是虚构的）。第⼀组被告知最成功的玩家和最不成功的玩家之间的差距仅仅是⼏美分，⽽在第⼆组听到的故事⾥，这个差距要⼤很多。在随后的实验中，⽐起第⼀组，第⼆组的组员在游戏中更多地选择了⾼⻛险、⾼回报的选项。佩恩认为，这个实验“⾸次证实了不平等本身可以导致⾼⻛险⾏为的出现”。
⼀项对英国公务员的研究获得了类似的结果，研究发现，根据⼈们对⾃⼰身份地位的评级能更好的预测他们健康状态，⽽不是教育⽔平和实际收⼊⽔平。
在美国，1％的富⼈和其他⼈的差距越来越⼤，这造成的主观影响就是普遍贫困化。“不平等在我们脑中和贫穷如此相似，”佩恩这样写道。雷切尔·谢尔曼（Rachel Sherman）是纽约新学院的⼀名社会学教授。
和佩恩⼀样，她也研究不平等，但她的关注点更加具体：富⼈群体是否也有贫穷感？关于富⼈，谢尔曼的第⼀个发现是富⼈们不愿意和她对谈。那些同意被采访的被试者忽然间就停⽌回复她的邮件了。在做了许多努⼒后，谢尔曼成功和50名曼哈顿以及周边地区的上流阶层坐下谈话。
⼤多数家庭的年收⼊超过50万美元，⼤约有⼀半的⼈年收⼊超过100万美元或有超过800万美元的财产，或者两者皆有（⾄少他们是这样告诉谢尔曼的；在⼀段时间过后，谢尔曼开始认为他们低报了收⼊）。此外，谢尔曼的被试者还⾮常关注保密性。谢尔曼的第⼆个发现——也许是从第⼀个发现延伸⽽来的，是富⼈们不愿把⾃⼰视为富⼈。⼀位⼥性，有⼀间可以俯瞰哈德森河的公寓，在汉普顿还有第⼆个家，家庭收⼊每年⾄少200万美元。
她告诉谢尔曼她认为⾃⼰是中产阶级。“我觉得不论你有多少，总会有⼈拥有⽐你多⼀百倍的东⻄。”她这样解释道。还有⼀位⼥性，有着更⾼的家庭年收⼊——250万美元——反对谢尔曼使⽤的“富裕”⼀词。“‘富裕’是相对的。”这位⼥⼠指出。她的⼀些朋友最近乘坐私⼈⻜机度假，她说那才叫富裕。
这种⾔论和佩恩的⼯作成果极其吻合。
如果总是以旁观者的⻆度来看待富裕，那么即使是超级富豪，在他们跟究极富豪⽐较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够有钱。那位为反对“富裕”说法的⼥性强调⾃⼰处于1％中“⾮常、⾮常低”的位置上。她指出，“在这1％中，处于底端和处于顶端的差距是⾮常⼤的。”谢尔曼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她的被试者不愿意被归类到富⼈中，是因为不想被贴上“富裕”的标签。“这些纽约⼈试图将⾃⼰看作‘好⼈’，”她写道，“好⼈会努⼒⼯作。
他们谨慎地⽣活，以他们的⽅式……他们不会吹⽜或者炫耀。”还有另⼀点，谢尔曼指出她“惊讶”于她的被试频繁表现出关于消费的⽭盾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通常是由享有特权的道德冲突引起的。”
⽆论源头是什么——嫉妒抑或道德——谢尔曼记录下来的这种不适感都与开头那项关于加州⼤学的研究结果相印证。显然，不平等是不对称的。它让底层的⼈蒙受种种苦难，为顶层的⼈带来的快乐却相对寥寥⽆⼏。
憎恶不公平是⼀种“天性”。关于不公平的不适感是与⽣俱来的吗？正如家⻓们所知道的那样，孩⼦们在分配⻝物时候会观察得很仔细。⼏年前，⼀组⼼理学家开始研究那些年龄太⼩⽽⽆法说出“不公平”的孩⼦如何回应不公平待遇。他们招募了⼀群学龄前⼉童，将⼉童们配对分组。这些孩⼦拿到了⼀些⽤于玩耍的积⽊，过了⼀会⼉被要求把积⽊放好。作为整理⽅块的奖励，研究者给了孩⼦们贴纸。
不论每个孩⼦为清理⼯作做了多⼤的贡献，最终研究者都会给⼀个孩⼦四个贴纸，给另⼀个孩⼦两个贴纸。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的说法，四岁之前的⼩孩不会有计数的概念。但是看起来就连三岁的孩⼦都能知道⾃⼰被不公平地对待了。⼤部分得到两个贴纸的⼩孩嫉妒地看着另⼀位⼩伙伴的所得物。有些孩⼦说他们想要更多。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平等的理解引出了这种⾏为，”研究者总结道，这项研究显示了“对于不公平的情绪反应出现得⾮常早”。
如果这种情绪反应出现在幼⼉身上，那表明憎恶不公平这种现象是可能先天固有的——⼀种演化⽽⾮⽂化的产物。耶基斯国⽴灵⻓类动物研究中⼼的科学家们利⽤棕⾊卷尾猴展开了进⼀步研究。科学家训练猴⼦⽤⼀个代币换⼀⽚⻩⽠。他们将猴⼦配对，然后给其中⼀个更好的奖赏——⼀颗葡萄。
只得到⻩⽠的猴⼦明显被激怒了，⼀些猴⼦不再交出代币，另⼀些拒绝接受⻩⽠甚⾄扔给研究者。卷尾猴就像⼈类⼀样，研究者写道，“看起来会⽤相对条件衡量奖励。”
这样看来，每个⼈乃⾄每只动物都憎恨不平等现象。不过也有⼈认为，不平等在某些时候也可以促进社会发展。例如，空调在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富⼈们优先享受到这项成果，造成了⼀定的不平等。但是，随着空调的普及，这项发明最终惠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不公平⼀旦突破了某个限度，必然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些选择来促进社会的公平。毕竟，贫穷⼼理学告诉我们，让我们感到富裕的不是更多的财富，⽽是更多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