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生命赐予的礼物。但礼物是可以被拒绝的。不能拒绝的礼物不是礼物。”
“强迫分娩就是奴隶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作者
一切都始于两位女性的一次对谈。德雷医生问了福斯特教授一个问题，“我在想，那些被我们拒绝堕胎的女性，后来怎样了？”
埃莉诺·德雷（Eleanor Drey）是旧金山一家医院的医学总监。黛安娜·格林·福斯特（Diana Greene Foster）则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妇产科研究者。她们曾经合作过一项研究，关于为什么有些女性到了孕中期甚至孕晚期才来寻求堕胎。
堕胎的美国女性里，超过90%会在孕早期（末次月经后的三个月内）堕胎，8%在4~5个月（14~20周）之间堕胎，只有1%在5个月（≥20周）以上堕胎。
中晚期堕胎当然不是个好选择。孕期越晚，各种不利因素就越多——手术费用、所需假期、交通住宿，有时还要安排人来照看已有的孩子……更伤身体，花钱更多，也更耗时，在有些法律不支持的地方更是几乎无法堕胎。无数雪花滚成一个巨大的雪球，足以将人压垮。有些时候，她们的确被重重困难压倒，最终无法堕胎。“Turnaway”，意思是“被拒绝”。这些女性，被社会、被医疗系统拒绝了。但德雷医生和福斯特教授没有忘记她们。
此前的堕胎影响研究，大多简单地对比“堕胎女性”和“生育女性”，而没有考虑她们一开始的生育意愿。然而，女性是否想留下孩子，和她当时的境况息息相关。当女性健康、经济、亲密关系都比较好时，她们就更可能对养育孩子充满信心。当女性状态不佳，养活自己和已有的孩子都有困难，亲密关系也出了问题，她们就更可能倾向于堕胎。很多时候，并不是“堕胎导致女性过得不好”，而是“过得不好导致女性选择堕胎”。
2007年，福斯特教授主导的“Turnaway研究”启动。来自13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科学家参与了这项研究。他们找到了全美的30家堕胎机构，对来到这里的954名试图堕胎的妇女进行了为期5年的跟踪调查。这些女性不是出于自身或胎儿健康问题而堕胎，纯粹是“自己选择不要”。她们每6个月接受一次采访，回答她们的身心健康、教育、工作、经济状况、社会支持和家庭关系等。
954人，5年，大概8000次访谈，只为了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在那一刻，能够堕胎，或者被拒绝堕胎，对她们的人生带来了什么影响？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如果你不想要孩子，你为什么不做好避孕？做好避孕当然非常重要。但这样说的人，常常低估了避孕的难度。福斯特教授做了一个估算。
假设一个女性有正常频率的性生活，计划生育两个孩子，有医保，尽力做好避孕，以避免两个孩子之外的意外怀孕，那么在18岁到45岁更年期之间——假如她选择口服避孕药，那么要吞下6844颗避孕药，期间可能有0.1~2.0次意外怀孕。假如她选择避孕套，那么要说服伴侣正确使用超过2000个避孕套，期间可能有0.5~3.8次意外怀孕。
假如她选择铜质或含激素的宫内避孕器，那么要更换宫内避孕器4~6个，期间可能有0.1~0.2次意外怀孕。任何避孕方式都有代价，都有副作用，都有失败几率。在Turnaway研究里，64%的女性在怀孕那个月使用了某种避孕方式——37%用了避孕套等屏障方法，27%用了避孕药、避孕贴等激素方法。但她们还是怀孕了。
福斯特教授还做过一个研究，比起让女性每个月去领一个月的口服避孕药，一次性给女性发一年的口服避孕药，更能降低意外怀孕和堕胎的几率。然而，政府出于节省成本的考量，通常不愿如此。而如果女性某个月恰好没时间去医院领药，就会极大增加意外怀孕的风险。即使是有办法获得避孕的女性，也可能意外怀孕。德雷和福斯特研究发现，女性拖到中晚期才寻求堕胎的原因主要有二——①她们不知道自己怀孕了，②她们能获得的医疗资源太少。
比起在孕早期就流产的女性，到中晚期才流产的女性平均多花了70天。首先，“从月经没来，到怀疑自己怀孕了”，她们就多花了22天。因为她们没有孕吐等明显的早孕反应，或者她们的月经周期不准，或者她们在孕早期有少量出血，而她们误以为那是月经。“从怀疑自己怀孕，到真的去验孕”，她们又多花了13天。因为她们通常比较穷，难以腾出时间、花钱去验孕。
“从验孕，到决心堕胎，到开始给诊所打电话，再到终于在能做的诊所预约堕胎”，多花了34天。因为她们这时候月份已经偏大，不属于孕早期，要找到她们负担得起又能做手术的诊所就更难、更耗时，即使找到了，那些诊所可能也离她很远。每个诊所会根据当地法律、医生水平和设备来决定“可堕胎期限”。即使这家诊所拒绝，也许别的诊所依然可以接收。不过，孕期越大，能做的诊所就越少。
2014年一项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堕胎诊所都可以做8周之内的堕胎，但只有四分之一能做20周之内的堕胎，十分之一能做24周之内的堕胎。18岁的米歇尔在孕5个月时，先后去了三家诊所，每家诊所都对她说，“我们做不了，你可以试试那家”，然后把她转介给别的诊所。最终，她放弃了寻求堕胎，生下了孩子。
当附近可选的诊所少了，堕胎率就会下降——2013年，德州增加了对堕胎诊所的限制，该州41家堕胎诊所中的17家不得不关闭，结果是，由于女性需要去更远的地方，堕胎更难了，堕胎率降低了14%。还有时候，女性不得不克服当地法律给堕胎设置的重重障碍。
在Turnaway研究进行时，“罗诉韦德案”还没被推翻，但美国各州政府依然颁布了555项关于堕胎的限制——强制等待期，要求超声检查，要求进行心理咨询……受访者杰西卡所在的州，要求她至少去堕胎诊所两次，两次之间还要至少间隔24小时。然而，她经济紧张，家里已经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小孩，长途驱车去趟诊所，对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有时候，堕胎费用涨到了她们难以负担的程度。在Turnaway研究里，孕早期堕胎大概需要500美元，但超过孕20周后，堕胎就需要1750美元。这还不包括交通、住宿、儿童保育费用，以及因请假而损失的工资。而寻求堕胎的美国女性里，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下，这意味着她们很难在几周里筹到数千美元的堕胎费。她们要不起孩子，是因为穷。她们负担不起堕胎，依然是因为穷。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制定反堕胎政策的政客，有时对女性的生活展现出惊人的无知。反堕胎支持者认为堕胎是伤害生命。在2012年，记者采访了美国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吉姆·布奇（Jim Buchy）。布奇是共和党人，他联合发起了著名的“心跳法案”——禁止在胚胎可检测到心跳后堕胎，也就是差不多怀孕6周的时候，在这一刻，很多女性甚至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在访谈中，布奇滔滔不绝地讲他相信“生命神圣”，支持“减少或消除堕胎”的法律。
然后记者问他，“你认为为什么一个女人会想要堕胎？”布奇词穷了，“嗯，可能有很多原因……我，我不是女人，所以我不能……”，他抬头望天，“很大程度上与经济有关吧。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这是一个我从没想过的问题。”这是个他从未想过的问题。这正是Turnaway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954位女性谈起了她们这么做的原因——64%说原因不止一个，40%提到了经济因素，36%提到了时机不对，31%提到伴侣有问题，29%说还有别的孩子需要专注照顾，20%说会影响未来的人生规划，19%说自己心理上没有准备好，12%说有健康原因，12%说无法给孩子提供足够好的生活，7%说自己还不够独立成熟，5%说受到了亲友的影响，4%说自己既不想要孩子，也不想把孩子送给他人领养。
经济当然是很大的理由，但只有6%的人说自己完全是出于缺钱。其余提到经济的人大多还提及别的理由，比如一位42岁的女性说，她没有钱，没有工作，还要照顾一个14岁的儿子。还有很多时候，是“孩子的父亲有问题”。有时候，寻求堕胎是因为“孩子父亲不是那种会承担家庭责任的人”。有时候，女性发现伴侣是施虐或家暴者，正考虑分手时却发现自己怀孕了。还有时候，就是孩子父亲坚持要女性堕胎。
23岁的杰西卡发现自己再度怀孕时，丈夫不工作，不养家，总是夜不归宿，在外喝酒招妓。杰西卡自己身体不好，上次怀孕时发作了好几次癫痫，她告诉研究者，“我了解我丈夫，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不会照顾我的孩子。”杰西卡在孕8周时堕胎，堕胎两年多后，在一些法律援助机构的帮助下，她终于和当时的丈夫离了婚。26岁的齐娅拉约会了一个很糟糕的男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跟踪她。她已经计划分手，却发现自己怀孕。
她记得自己坐在沙发上对着室友痛哭一场，然后说，“我会想出办法的，我不可能留下这个孩子。”齐娅拉在孕13周时堕胎，和那个男人分了手，搬到了另一个州，和一个老朋友恋爱结婚，并生下了孩子。她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并认为，如果没有那次堕胎，她可能不会遇见并嫁给现在的丈夫。“流产让我看到了我内心的力量。”她说。
事实上，无论有没有真的堕胎，两年内，超过一半的女性和孩子父亲分手了。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留下孩子并不会让女性更倾向于与孩子父亲保持长期关系。即使她们被迫留下了孩子，很多女性依然会努力离开一段有毒的亲密关系。到了5年后，被拒绝堕胎的女性有47%是单亲妈妈，独自承担了抚养孩子的重担。“照顾现有的孩子”也是个很大的原因。
60%的女性已经有了别的孩子，她们一次次地告诉研究者，哪怕不考虑钱的问题，自己也已经精疲力尽。有位31岁的女性，儿子罹患癌症，她需要开车10小时送他去医院，未来还可能需要全家搬去纽约以接受某些治疗。“他全指望我了。”这位母亲告诉研究者。另一位24岁的女性，丈夫入狱，她边找工作边抚养一个10个月大的女儿。生完头胎后，月经一直不规律，她直到22周才发现自己意外怀孕。
她知道自己绝对无法承担另一个孩子，努力从三家堕胎基金申请了资助，又从母亲那里借了400美元，自己付了300美元，终于在24周时，花费2700美元堕了胎。
另外一大原因，是她们想照顾好自己，继续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目标，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19岁的阿瑞拉，在孕中期放弃了怀的双胞胎。她觉得自己当时的能力养一个小孩都够呛，更别提养两个了。堕胎后，阿瑞拉完成了大学学业，在自己觉得做好准备时才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她还计划去读法学院。获得堕胎的女性可以分为两类——在孕早期就堕胎的，险之又险地在“截止期”前踩线堕胎的。研究显示，这两类女性最重要的差异，是年龄。
年长的女性更可能在孕早期就堕胎。而年轻女性，由于经期不准，对怀孕的风险和症状了解不够，更容易有侥幸心理，结果更可能拖到中晚期才堕胎。无论是哪一类，Turnaway的结论很明确——相比生下孩子，没有证据显示堕胎对女性造成了额外伤害。在每一项指标上，比起被拒绝堕胎的女性，获得堕胎的女性要么更好，要么不相上下。获得堕胎的女性，并没有更多的抑郁、焦虑、自杀念头。她们对未来更为乐观进取。
那些获得堕胎的人有6倍以上的可能性，会对自己未来一年做出积极规划，比如“找更好的工作”“完成大学学业”等。事实上，她们也的确更可能实现至少一个积极规划（48%）。她们的身体更健康，就业情况和经济状况更好。在孕前，这两组的信用分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怀孕后，获得堕胎的女性在5年里没有明显的逾期或欠款，而被拒绝堕胎的女性平均多出了1750美元的信用卡逾期。假如她们还在读书，那么她们更可能从大学毕业。
获得堕胎者有72%继续攻读并取得了大学学位，而被拒绝堕胎者仅有27%。她们的亲密关系更好，能更好地照顾已有的孩子——在未来的半年到4.5年里，她们的孩子比较少生活在贫困之中，儿童发育评分也比较高。当境况好转，她们也更可能重新考虑要孩子，那些获得堕胎的人在未来5年内，计划怀孕率更高。她们后来生的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且更可能在父母双全的家庭里长大。的确有少数女性为堕胎而后悔。
有个名叫卡雅的女性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第三胎选择了堕胎，做完手术后她告诉研究人员，自己觉得非常后悔，不会建议其他女性堕胎。Turnaway研究发现，后悔的女性，大多生活在“视堕胎为耻辱”的社区中，她们认为，假如周围的人知道她们堕胎，就会瞧不起她们。但绝大多数女性始终表示，自己不后悔堕胎。在堕胎5年内的每次访谈里，都有95%的女性认为，堕胎是个正确的决定。随着时间推移，不悔的比例甚至还在缓慢上升。
被拒绝堕胎的女性基本上都是出于一个原因——怀孕时间太长。孕期超出诊所允许的限制。还有些女性因为肥胖而被拒绝。由于肥胖，她们的经期不准，身体变化也更难被注意到，结果她们很可能到了孕中晚期才发现。而当她们终于去到堕胎诊所，很多诊所也出于“没有尺寸合适的医疗用品”“手术难度超出了能做的范围”而拒绝她们。
比起获得堕胎的女性，那些被拒绝堕胎、因此不得不生下孩子的女性——更可能经历孕晚期的严重并发症，包括子痫和死亡；更可能遭遇经济危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可能性高出4倍；更可能被施虐的伴侣困住；在短期内更可能焦虑，或自尊降低；不太可能为下一年制定积极进取的人生计划，往往会降低自己的经济和职业预期，对未来的看法大多是中性（“孩子会长大”）或消极（“我可能会更穷”）。
此外，研究还发现，无论是“不得不生下的孩子”，还是本来就已经有了的孩子，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母亲拥有的金钱、精力、时间等资源是有限的。当母亲本就左支右绌时，再多出一个孩子，可能就是让系统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26岁的茱莉亚本来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生活还算过得去，“一开始我做得还行，有工作，有孩子，有一切”，但再度怀孕且被拒绝堕胎压垮了她，“我丢了工作，账单开始累积。
我现在连稳定工作都没有，怎么能再多养一个孩子呢？”那些被拒绝堕胎的女性，孩子更可能生活在贫困中（72%相比55%），也更可能需要依赖福利援助（19%相比10%），同住的成年人更可能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衣食住行（87%相比70%）。孩子的成长更差，更少达到该年龄段的发育里程碑（73%相比77%）。不过，人的适应力是很强的。随着时间推移，被拒绝堕胎的女性虽然痛苦，但大部分人逐渐接受了现实。
被社会和医疗系统拒绝的她们，最终张开双臂，接纳并爱上了她们原本并不想要的孩子。那些留下孩子并亲自抚养的女性，在刚被拒绝堕胎后一周内，她们中有63%依然希望自己可以堕胎。抚养孩子5年后，只有2%依然觉得，当初堕胎会是更好的选择。那些痛苦最为持久、长期希望自己当初堕胎的女性，大多是生下后把孩子送给人领养的。在刚被拒绝堕胎后一周内，她们中有90%依然希望自己可以堕胎。
在送养孩子5年后，她们中有15%依然觉得，当初堕胎会是更好的选择。和预期不同，“把孩子生下后送养”反而让女性更长久地怀着遗憾和负面情绪，更难走出来。Turnaway研究还发现，反堕胎方的一些宣传是毫无根据的迷思。反堕胎者说，只有贫穷的、没有孩子的、年少轻狂的、不负责任的、没有信仰的女性才会堕胎。实际上：堕胎的女性里什么状况的都有，只有一种没有——不孕的。
反堕胎者说，堕胎是个艰难的决定，女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实际上：对大概一半的女性来说，只要考虑到她所处的环境和她实际拥有的选择，就会明确得出“必须堕胎”的结论。强制延迟反而会让她们更可能在孕期更大时堕胎，更伤身。反堕胎者说，不要堕胎，可以送给其他人领养。实际上：生下后送养，可能反而是更大的创伤。那些被拒绝堕胎、不得不生下孩子的女性，只有9%把孩子送养。
而且这些送养孩子的女性也是最遗憾自己没能获得堕胎的。反堕胎者说，堕胎导致女性抑郁，并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实际上：寻求堕胎的女性有19%提到，正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和情绪，才选择堕胎。相比获得堕胎者，被拒绝堕胎的女性在短期内出现了更多的焦虑和压力症状，自尊和生活满意度都更低。女性有自己的选择权，对于女性的生活和尊严来说特别重要。
Turnaway研究还显示，堕胎不太可能增加自杀风险，也不太可能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风险。在这个研究里，与自杀风险相关的是之前的抑郁、焦虑、酗酒史，而不是获得了堕胎。而139个有PTSD的女性里，堕胎并不是主要诱因。
这些女性里，44%曾被家暴、被强暴，有人被伴侣勒颈以至于昏迷两星期，有个十几岁的女孩被锁起来强暴殴打了三天；17%有其他关系问题，比如母亲吸毒、丈夫入狱；有16%的人，所爱的人因艾滋或癌症而去世；7%的人自己有严重健康问题，有人险些吸毒过量而死，有人险些死于过敏，而且周边没有会及时救她的人……这些PTSD的女性，有些被拒绝堕胎，有些获得了堕胎，总体而言，堕胎并不是导致她们PTSD的原因。
她们的创伤来自原本就生活在一个糟糕的内外环境里——而这，也正是她们希望堕胎的原因。最后，获得堕胎并患有PTSD的女性里，92%说，堕胎对自己而言，是正确的决定。反堕胎者说，堕胎会伤身。实际上：合法堕胎的并发症发生率并不高，甚至低于拔智齿。分娩的并发症和风险远远超过堕胎。分娩的死亡风险是堕胎的14倍，被拒绝堕胎而不得不生下孩子的女性，健康会多年受到影响。另外，没有证据表明堕胎会导致此后不孕风险增加。
怀孕，是一种“身体超负荷运转”的阶段。孕妇体内血液可能比之前多出50%，激素系统、新陈代谢、腹部器官和肌肉，骨盆和脊柱……都在为胎儿做出改变。而分娩更会造成撕裂、出血、强烈的痛苦，有时候需要进行剖宫产这种大手术。以现在的医学水平，在正规诊所进行合法堕胎，基本是安全的。越早堕胎，健康风险越小。10周之前都可以使用药物流产，或者进行一个很小的手术即可解决。
孕中晚期堕胎的风险无疑比孕早期更大，但如果要以“风险更大”而阻止女性堕胎，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对女性来说，到底是大月份合法堕胎的健康风险大，还是被拒绝堕胎、不得不足月分娩的健康风险大？Turnaway研究的结论很明确——足月分娩的健康风险大。足月分娩的女性，通常有如下并发症：先兆子痫、子痫、贫血、失血（需要输血）、骨盆骨折、感染、产后出血、胎盘未完全排出。
6.3%的分娩妇女出现了可能危及生命的状况。长期健康状况，同样是不得不足月分娩的女性更差。慢性头痛或偏头痛，大月份堕胎女性里有18%，足月分娩女性里有23%。认为自己健康不佳的，大月份堕胎女性里有21%，足月分娩女性里有27%。在随访的5年里，大月份堕胎的女性认为自己健康状况略有改善，而足月分娩的女性则认为自己健康越来越差。这种“自我评估的健康状态”，与未来死亡率密切相关。
最糟糕的是，Turnaway研究里，甚至出现了2个在被拒绝堕胎后，因怀孕分娩而死的案例。一个25岁的女性死于感染，那种感染除非是孕妇，否则基本不会致死。另一个女性则在分娩后不久死于孕期重症——子痫。她去寻求堕胎时，超期了5天，因此被拒绝。如果她获得堕胎，她很可能还活着。新生的孩子活了下来，但她死了，她之前的孩子和新生儿都失去了母亲。
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裁定女性堕胎并非美国宪法赋予的权利。“罗诉韦德案”允许女性在怀孕24~28周之前进行堕胎，这一法案被推翻后，在美国的某些州，女性堕胎的时间窗口将更加狭小。在某些州，女性甚至可能彻底失去合法堕胎权。福斯特教授的估计是，这会让大概1/4~1/3的试图堕胎的女性，最终不得不生下孩子。
对这些女性来说，她们将面临这样的未来：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对生活的期望降低、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贫困加剧、其他孩子的状态更差……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质问，“如果国家非常喜欢婴儿，为什么不好好对待生育孩子的妇女，让她们摆脱贫困呢？”在一些反堕胎宣传里，主动选择堕胎（不是出于自身或胎儿健康原因）的女性，要么是不负责任，要么是道德败坏，要么是被误导了。
然而，Turnaway研究显示，女性在堕胎问题上，做出的往往是理智而负责任的决定。她们担忧养不起孩子——正确，被拒绝堕胎使她生活在贫困之中。她们担忧照顾不好已有的孩子——正确，被拒绝堕胎后，她已有孩子的健康发育指标更差。她们担忧会和孩子父亲分手——正确，无论有没有孩子，她们往往都和那个“错误的对象”分开了。大多数女性选择堕胎，不是因为她们不喜欢或者不想要孩子。
事实上，她们反而是考虑到孩子的福祉才做此决定，当下的时机和环境不理想，可能对现有或未来的孩子不利。她们寻求堕胎，正是因为她们正确地预见了未来的人生，并试图为自己，为她的孩子——出生的以及不会出生的——做出最好的选择。推翻“罗诉韦德案”后，有女性持晾衣架抗议。在无法堕胎时，有一些女性会选择用尖锐的晾衣架自行堕胎，危及自身性命。
福斯特教授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准备好要孩子，或者正处于一段受虐待的关系中，或者已经很难养活已有的孩子，此时一个新生的孩子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产生重大影响。寻求堕胎的妇女里70%在15岁至30岁之间。这是我们理解自己、成为自己的时候。此时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上学、学门手艺、追求事业、定下长期伴侣、生孩子，形成全新人生梦想——都会在我们的余生中产生回响。
那些被拒绝堕胎的女性更贫困、在许多年里更少就业、不敢制定大胆的人生计划，不敢追求其他人生目标，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挣钱，为孩子支付衣食住行。而获得堕胎的女性则得以继续工作和学业，得以规划未来，稳步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