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房间，门没有锁，是向内开的。有一人身困其中，无法脱出，因为他永远在推门。这是哲学的困境，也是科学的困境。或者说，这就是当今人类的普遍困境。其实，离开这个房间的方法只需要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拉开门。
哲学家探讨世间万事，并试图阐释它们的意义及顺序。例如：伦理、道德、自由意志、信仰体系、世界政治（包括正义与法律）、语言、美等等。这一切决定我们如何生存，何事至关紧要、言行举止以何为准则。
而有些科学家认为，这样还不够。当哲学家们开始谈论哲学时，会发生什么呢？安雅·施坦鲍尔在她主笔的《Philosophy Now》中发问道。听起来他们似乎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转。不可否认，有时确实如此，而整体情况更加紧要。哲学作为一种知识学科和态度的本质决定了很多事都取决于对此的讨论。
哲学正在经受着来自科学家们的猛烈攻势，因为科学家们相信科学才是唯一真正的知识来源，真理必须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实证基础上。这是否公平？或者更重要的是，这对人类发展有帮助吗？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谈及2011年Google时代精神大会上哲学无法与科学同步时，如是说道。在发表于《电讯报》上的文章《哲学已死》中，马特·沃曼对霍金的担忧进行了阐释。
宇宙本质的基本问题不能脱离诸如经由大型强子对撞机和太空研究所得到的实据来解决。霍金承认他的论断尤其适用于物理。然而，物理曾是哲学家们占据的领域，因为哲学家们的目标就是回答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一些问题。
伦理道德是哲学特有的特征吗？还是说科学也能对是非曲直给出答案？迈克尔·舍默在他的文章《道德的出发点：科学如何影响伦理》中发问道。舍默的理论基于人类繁衍永远依赖于自然选择这一理念。
有史以来，虐待、酷刑、战争、奴役和盗窃削减了人类的生命，然而自然选择其实是针对个体的。是个体感觉到痛苦与欢乐，因此伦理的目的是促进人类繁衍。这包括个体生命的存活与繁育。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是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个体权利优于集体利益。
艾米·库尔斯在《Philosophy Now》的《科学与哲学：美丽的友谊》中探讨了舍默和科学家们的问题。
为了表示支持，她引用了大卫·休谟重要的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关系理论，即“实然”与“应然”问题。当决定该做什么时，我们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事实——一项“实然”比另一项事实更重要呢？她问道。她引用了优生学这一尖锐例子。狂热者热衷于将优生学理论应用到万物上。自然既选择又打压生物个体，所以这些思想家认为这一理论也适用于人类。
库尔斯说道，于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许多科学家认同人类应当通过明智选择遗传给后代的特点而得到‘优化’……他们认为应该打压那些具有‘不良’特质的个体——这‘选择’意味着绝育及屠杀。这个例子有悖于个体优势论，因为它反对个体。这是极具破坏性的反对个体优势的意识形态之经典案例。
库尔斯并没有排除群体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需要社会来发展教育、分配衣食用度和医疗。只靠自己是无法生存的。
因此，当个体努力得到促进，且个体利益不会对群体利益过度侵犯时，人类才能繁荣昌盛……个体惊人的多样性应当被提倡和保护，因为这使得人类成为了地球上适应力、生命力最顽强的物种。在艾米·库尔斯看来，不能允许利己主义的个体因为追求个人目标而损害群体和社会利益。我们需要平衡。考虑群体共同特征可以帮助群体和个体成员一同获益。
她引用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话：通常来说，巨大的损害源于将‘个体’与‘社会’分割成对立阵营的行为，或源于无视社会存在而产生的言行。
自诞生之日起，科学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哲学，直到今日依然如此。库尔斯接着写道：随着前进的每一步，从逻辑规则的应用，到任何具体应用中我们为什么要将事实的重要性和价值分出高下，科学理论的形成都深深地有赖于哲学。
事实上，科学就起源于哲学的一个分支——自然哲学，直到这一分支日益壮大，脱离母体，又分出了物理、生物、化学等等。可以说，科学正是由哲学嫁接而来的。哲学是对智慧和知识的热爱，同时搜寻艰深问题的答案。科学家们收集基础数据和事实，而哲学家们则迫不及待想要釐清怎样才能发挥出它们的最大作用。哲学家想要知道这些理论中是否有任何不利于人类发展的元素，正如昔日优生学案例中那些惨痛的教训带给我们的启示。
毕竟，绝大多数思想家所希冀的都是一个让人类和其他物种能更好地繁衍生息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