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是一个段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对于学习英语的焦虑。二十多年前笔者上大学时，体育老师曾在课上吐槽，说连他评职称都要考英语。要求体育老师考英语可能是有些过了，但对于学术界尤其是理工科的科研人员来说，英语的确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阅读文献还是发表论文，英语都是最根本的交流载体。
然而，有一位中国数学家，他的英语水平至多是普普通通，绝大多数论文都用中文发表，却取得了国际声誉。他，就是廖山涛院士。
廖山涛1920年出生于湖南衡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入西南联大，1950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省身先生。坊间传言，廖先生在读博士时，英语老是考不过。系里的秘书就跟陈先生反映，陈先生说：“哪有这种事？我去考他！”于是他亲自去考廖先生，然后廖先生就通过了。
廖山涛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示性类理论里面的“阻碍类”。当时法国数学界有四名年轻的拓扑学家引发了一场拓扑学“地震”。这四个人就是塞尔、波莱尔、吴文俊、托姆。1948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生接待来访的北大数学系主任江泽涵，左起：金星南、严志达、江泽涵、余家荣、吴文俊。
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廖山涛于1952年到普林斯顿从事博士后研究。斯廷罗德知道他的英语不好，想方设法弄到一笔钱，让廖山涛不必教书。他还想送廖山涛去英语补习班，可是廖山涛过于专注数学研究，拒绝了斯廷罗德的好意。三年下来，廖山涛在数学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包括在《数学年刊》上又发表了一篇论文。然而他的英语却几乎没有进步，让斯廷罗德大失所望。
廖山涛1956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数学系。
几年后，台湾大学毕业的项武忠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留学。斯廷罗德见到项先生便问：“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项先生说是中国人，斯廷罗德大怒，说：“你怎么混进来的？我曾发誓再不招中国人。”这当然是开玩笑。过了一年之后，斯廷罗德对项先生的印象非常好，于是接连从台大招了好多学生，包括项先生的弟弟项武义。八十年代项武忠终于见到廖山涛，发现廖先生讲的中文他也听不懂——湖南口音太重。
六十年代时，在江西鲤鱼洲干校养猪之余，廖山涛的研究兴趣转向刚刚在西方兴起的微分动力系统。这门数学分支跟大众文化里经常谈到的“混沌”、“分形”、“蝴蝶效应”等概念密切相关。状如蝴蝶的洛伦兹吸引子是动力系统里的一个例子。
廖山涛在孤立的环境下用二十年时间发展出一套与美国、巴西等学派不同的理论。他把微分几何里的活动标架方法引入到微分动力系统里面来，创造出了“典范方程组”理论。他又把拓扑学里的“阻碍类”思想引入进来，创造出了“阻碍集”理论。凭借这两样独门绝活，他证明了多个让西方学者为之惊叹的定理。
廖先生经常说：“西方学者没人看得懂我的论文！”然而廖山涛的论文成为相关领域的经典文献，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并引用廖山涛的工作。他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数学界：钱学森和宋健曾在各种场合充分肯定廖山涛的工作，指出它属于系统科学的一部分。廖山涛还思考过微分动力系统在力学、物理、化学、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应用，鼓励年轻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1986年，廖山涛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得首届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
1987年，廖山涛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历史上，一等奖颁发给数学领域总共只有六次。除去华罗庚和吴文俊在1956年首次获奖，以及陆家羲和冯康两位在逝世后追授，改革开放后在生前获得一等奖的只有陈景润、王元、潘承洞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和廖山涛的“微分动力系统稳定性研究”。1991年，廖山涛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廖山涛指导了很多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张筑生。张筑生老师的硕士论文本来已经达到博士论文标准，但廖先生严格要求，没有同意授予博士学位，否则张筑生老师能够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张筑生老师日后担任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率领中国队五次获得团体第一名。廖山涛参与指导过的学生里，有四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文兰院士成为廖山涛学术上的接班人。
2020年是廖山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10月24日星期六上午，北京大学将举行纪念会缅怀廖山涛先生，多名数学界大咖将出席活动并发言。读者如果有兴趣参与，可以扫描下图中的二维码访问相关网站报名参加线上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