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时代，有多震撼？
它们穿越时空而来，被我们视若珍宝，或神秘奇特，或瑰丽夺目。它们数量庞大，仅目前登记在册的就有1403451件（组），更因其承载的厚重历史，被我们当作“国之重器”。青铜器诞生于文明之初，凝结上千年的积淀，而后又塑造了中国的少年时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波澜壮阔的青铜时代，一睹中国年少时的风采。
在石器时代，人类手中可资利用的工具不过石器、骨器、木器、陶器等寥寥数种。到了大约1万年前，一种颜色发红的矿石被人们选中，经过反复锤打，这种矿石就可以改变形状，制作出简单的工具，这种材料便是铜。但是自然铜的质地太软，硬度甚至不及石器，应用范围实在有限。直到人们发现在更高的温度下，它会熔化、流动，冷凝后会形成一定的形状，并且如果在铜中加入锡、铅等物质，成品的硬度还会更高，于是，一种全新的合金便诞生了。
刚铸出来的铜器金光灿灿、熠熠生辉，古人曾把它称为金或吉金，堪称远古时期的高科技产品。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器物，是由于长久埋藏在地下，铜与土壤中的水和矿物质等发生了化学反应，在表面形成了一层青色的铜锈，因此得名青铜器。自青铜器发明以来，两河流域、埃及和欧洲的人们制造了兵器、装饰品、生产工具等各类实用器具，而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却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要用青铜器打造一个秩序井然的礼乐之国。
约4000年前，“中国”的概念正在形成之中，但还没有影响深远的分封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正努力在中原大地建立统治秩序，一切都在探索之中。祭祀祖先、尊崇神灵被统治者当作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因为通过祭祀可以与神沟通，宣告统治的合法权，即王权神授。
在铜器出现之前，爵、觚等精美的陶器盛放着美酒佳酿献给祖先神灵，或者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用于贵族的日常生活及礼仪宴饮，因而又被称为礼器。而资源稀缺、工艺复杂的铜器的出现，显然吸引了统治者的目光，用它们代替陶器，一定更能彰显地位、取悦神灵。
早期的青铜铸造技术比较简单，以铸造铜刀为例，工匠们会先在泥块上剔出刀的腔形，然后用另一块泥块拼合，中间会形成空腔，之后将高温熔化的铜液浇铸其中，待铜液冷却凝固，一件铜刀便制成了。这种方法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器物，比如锥、凿、刀等。要想制造出复杂的容器，还需要一次技术升级。我们无法得知升级经历了多少曲折，但夏人最终取得了技术突破，新的技术被后人称为块范法。
以铸造铜爵为例，首先用土或木或石等材料制出想要的器物模型，即“模”，然后在模的表面覆盖泥料，待凝固后再分区域剥落下来，就形成范（也称为外范），再之后在模的内腔填充泥土，形成芯（也称为内范），最后把外范、芯组合在一起，两者之间便会形成空腔，再将冶炼好的铜液倒入其中，冷却后去除内范、外范，加以修整打磨，一件比青铜刀更复杂的青铜容器爵便诞生了。
这一过程也是后世所使用的模范一词的来源。有了块范法，贵族们开始仿造陶制礼器，并不断创造新的器型，形成了以青铜器为中心的礼器群，中国的青铜时代正式开启了。它们包括用于饮酒相当于酒杯的爵、角、觚，用于注酒相当于酒壶但可以用来温酒的盉、斝、鬶，礼器之外，统治者还大量制造青铜兵器，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兵器的出现取代了原来的石质木质武器，可以更好地护卫统治者的利益，无异于一场军事革命。
包括用于砍劈的钺，用于勾、剁、推的戈，用于远距离杀伤的镞等。其中钺还被礼仪化，代表着生杀大权，后人甚至根据钺的形状创造了“王”字。此外还有用绿松石镶嵌的盾状铜牌饰，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一种穿戴起来很“拉风”的战斗护臂。
夏之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被商所继承，商人在夏人的青铜兵器基础上又增加了用于刺杀的矛，用作砍杀的大刀，用作防护的头盔胄，而最引人瞩目的则是商人在夏人的基础上把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提升到了新的台阶，发展出一套更加精细的祭祀系统。
祭祀中要向祖先神灵供奉美酒、佳肴等，即“以酒娱神、以食敬神”，而盛放美酒佳肴的青铜酒器、食器则新增出众多全新的器型，并有着非常细致的分工。
食器中鬲用于煮，甗用于蒸，类似于现今的蒸锅，簋用于盛放煮好的黍稷食粮，豆用于盛放煮好的黍稷或菜、肉，类似于现今的菜盘，鼎用于炖煮或盛放肉食，也是整个青铜礼器群的核心，更是被用于代指王权。许多鼎铸造得大而华丽，著名的后母戊鼎由商王武丁之子为纪念生母而造，重达832kg，高大厚重、气势雄伟，为我国首屈一指的国宝级文物。
而酒器则更加花样繁多，仅用于盛酒的便有尊、觥、方彝、罍、卣、瓿等。
此外，青铜器本身还被神化，成为沟通神灵的工具，它们或附着一些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动物，或直接披上动物的“外衣”，例如化身猫头鹰的尊，形如张口吃人之虎的卣。此外，人们还设计了一款意义重大的兽面纹，频繁地出现在各类铜器上。
而作为当时中国最强盛的政权，商对王权神授的追求以及对青铜器的使用也深深影响了周边地区，但他们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本地化创新利用，比如位于四川三星堆的先民就走出了一条与中原风格迥异的青铜之路。
他们崇拜祖先，按照传说中祖先的样子铸造了凸目的祖先神，在祭祀活动中，国王作为大巫师手握法器主持祭祀，高级祭师头戴金面与神沟通，低级别的人员以跪姿手捧祭品向神献祭。就这样，青铜器承载着统治者与神灵的沟通，而当统治者获得了神的授权，他们还要用青铜器在人间构建一个等级分明的礼乐世界。
商代阶级分化明显，商王为最高等级，其下运转着一套宗族与官僚体系，平民则占到全社会成员的80%以上。
为了强化这种等级秩序，商代逐渐形成了一套以青铜器区分等级尊卑的制度，他们以饮酒器觚、爵为核心，成套使用，觚、爵的套数越多则等级越高。以墓葬为例，只有1觚1爵的墓葬等级低于2觚2爵的墓葬。此外，一些高等级的墓葬则在觚、爵之外另配其他种类的青铜器，例如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作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随葬的青铜器包括觚53件、爵40件，而其他种类的青铜器有鼎、斝、甗等共计117件。
此外，妇好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明确留下姓名的女将军，曾带兵征战四方，因此墓葬中还有铜戈91件、铜钺2件、弓形器6件，蔚为大观。如此庞大的青铜器需求也促使商人不断开疆拓土，四处开采铜、锡、铅等矿产资源，但商人“以酒娱神”自身也陷入“酒池肉林”中，嗜酒误国，最终被周人取代。
周人总结商人亡国的教训，不断告诫国人禁止酗酒，他们还改变了商人以觚、爵酒器区分等级的传统，而是采用鼎、簋食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
例如在祭祀中，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使用七鼎六簋，卿大夫使用五鼎四簋，同一级的鼎、簋形制相同，称为列鼎、列簋。除了食器，乐器在周代也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周人将音乐、舞蹈、诗歌纳入规范社会等级的制度中，形成周代的“礼乐制度”，青铜乐器作为最重要的乐器在重大场合演奏，与石质乐器一起构成“金石之音”，包括钟、镈、铙等。
这些乐器按音阶序列与大小成套出现，数量多、体量大，往往需要悬挂在架上演奏，被称为编钟、编镈。在祭祀或宴饮时，鼎中盛放着肉食、巨大的编钟被有节奏地敲响，这便是钟鸣鼎食。但是严格的礼乐制度需要在王室强大的统治下才能贯彻执行，当西周结束，春秋战国来临，“礼崩乐坏”的时代便开始了。
诸侯们纷纷无视礼制，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公然向周王室询问代表王权的九鼎轻重，是为问鼎中原。位于湖北随州的曾国国君不仅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冰箱”青铜冰鉴，还使用着当时形制最大、音域最广的编钟，它由65件铜钟、8件演奏工具构成，可以演奏七声音阶五个八度，2400年前音乐达到如此高度，堪称世界乐器史上的瑰宝。一方诸侯使用如此规格的青铜器，僭越之风可见一斑。
此外，各地诸侯与贵族的需求促使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再次升级，催生了失蜡法。首先选取易熔化的材料如蜂蜡、动物油等制成蜡块，然后将蜡块雕刻成所要铸的器物，即蜡模，之后在蜡模表面淋浇细腻的泥浆，然后在外表面覆盖厚泥，阴干后烘烤使蜡模熔化流出，形成空腔，即为失蜡，最后往空腔内注入铜液，冷却、打磨后得到青铜器。
失蜡法的发明几乎可以让青铜器铸造出任何款式，包括那些极其繁缛、令现代人称奇不已的杰作，比如拥有24个神兽的云纹铜禁，由72个部件组成的尊盘。
但是，随着高高在上的礼制被打破，青铜器逐渐走下神坛，落入凡尘之中，功能也越来越实用。各诸侯国纷争不断，青铜资源大量投入到武器装备上，其中吴越的青铜剑名震天下，铸剑者干将莫邪成为一代神话。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铜灶生火做饭，用铜灯照明，甚至小便用的虎子也要用铜制作。青铜器所承载的礼乐文明不断没落，纵有孔老夫子大声疾呼恢复礼乐制度，但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却越来越被统治者推崇。
而在更大的层面上，一种新的金属已经在春秋战国时显露锋芒，它的储量大、性能优，作为兵器、作为工具都拥有比青铜器更强的实力，它就是铁。铁的应用还让人类使用木材的能力大大提升，再加上之后陶瓷在中国兴起，青铜器逐渐从更多领域退出，只在某些领域发挥“余热”，比如通行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铜钱，铜镜等。就这样，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以青铜器为载体的礼乐文明时代结束了。
人类从混沌之初，经过漫长的演化，终于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在这个过程中，古人对社会如何组织、管理进行了诸多探索，至夏商周三代，古人以青铜器祭祀祖先神灵，以青铜器构建礼乐制度，以青铜兵器强力维持秩序，青铜器见证了中华文明之初的秩序大构建。
虽然长达2000年的青铜时代最终结束了，但是中国却走过了少年时代，进入了更加成熟的封建时期，夏商周的先人们探索过的种种制度，尊奉祖先、敬畏天地，依然流淌在我们血液中，无数的青铜器遗产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文化，例如一言九鼎、加官进爵、钟鸣鼎食、长幼尊卑等等。更重要的是，以青铜文化为核心的夏商周，以青铜礼器为载体，在中原及周边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即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