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位有着悲惨遭遇的⼥性来到了荷兰奈梅亨⼤学附属医院向医⽣求助。她的家⾥出了8个暴⼒男性，其中就包括她的⼏个⼉⼦和兄弟。⼀⼈在23岁时因为性侵姐妹⽽被判刑，⼀⼈因为⼯作不到位被⽼板批评后开⻋撞死了⽼板，另⼀⼈在半夜拿着⼑进⼊姐妹的房间要求她们脱⾐服，另有两⼈是纵⽕犯。⼀家⼈⾥怎么会出这么多反社会分⼦呢？被这些亲属折磨到⽆可奈何后，她只能求助于研究者，希望他们能找到家中暴⼒弥漫的根源。
接待这个⼥⼠的是荷兰遗传学家Han Brunner。此后，Brunner开始了漫漫⼗五年的调查。Brunner发现，这户⼈家连续5代都出了暴⼒分⼦，这数代的暴⼒可追溯⾄1870年的⼀个男性祖先。他还发现，这些具有暴⼒倾向的男性智商都不⾼，⼤约在85分左右，处于可以被诊断为智⼒障碍的边缘。⽽在这些暴⼒男中，只有⼀⼈完成了⼩学学业。
Brunner认为，种种现象表明，这些有着亲缘关系的男性犯罪者的暴⼒倾向或许和他们所携带的遗传物质有关。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Brunner也毫⽆办法，只能安慰⽽⽆法给予解答。但是到了1988年，这家⼈的问题开始变得严重，暴⼒男们持续对亲⼈施暴，家⾥的⼥⼈们不堪其扰，⼜来找Brunner求救。好在那个年代基因定位技术有了进展，这些⼥⽣也⾃愿让Brunner研究她们的基因。
接下来的4年⾥，通过对这个家族28⼈的遗传学分析，Brunner终于找到了问题基因：MAOA。MAOA基因编码着蛋⽩质单胺氧化酶A（monoamine oxidase A），单胺氧化酶A能够分解三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清素。
去甲肾上腺素能提⾼专注⼒，和⼈类遇到紧急情况时的“战⽃或逃跑”反应有关；多巴胺能带来成瘾的快感，类似于游戏胜利时的“嗨”；⾎清素常常被称为快乐神经递质，因为它能让⼈感到安祥愉悦，有点像你吃饱了以后的那种感受。有趣的是，⾎清素也和抑郁症有关。⼀类常⻅抗抑郁药物——选择性⾎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就是让⼤脑有更多的⾎清素，从⽽达到缓解抑郁的⽬的的。总⽽⾔之，这三种神经递质能给⼈积极、愉快的感受。
你或许会以为，既然这三种物质能让⼈感觉清醒和快乐，它们应该越多、越久越好吧？恰恰相反，在这三种神经递质完成使命后，正常⼈的⼤脑会重新吸收或分解它们，将这三种物质的含量控制在合理⽔平内。它们若维持在较⾼⽔平，则会使⼈“暴⾛”。Brunner推测，这些暴⼒男的MAOA基因发⽣了突变，导致⼤脑⽆法分解这三种神经递质，因此在压⼒⼭⼤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做出暴⼒⾏为。
⽐如，这户⼈家的两个暴⼒男就是在近亲去世后犯下了纵⽕的罪⾏。由于MAOA基因位于X染⾊体上，⽽男性只有⼀条来⾃妈妈的X染⾊体，因此若妈妈给的X染⾊体出了问题，那么他们就有更⾼的暴⼒倾向。相反，⼥孩因为有两条X染⾊体，所以即使来⾃⽗⺟⼀⽅的X染⾊体带有暴⼒版本，它的作⽤可被另外那条X染⾊体上的正常版本冲淡。
果然，这家暴⼒男均携带这个基因突变，家中没有暴⼒倾向的男性们则不携带这个突变，家中⼥性虽然也携带暴⼒版本但没有暴⼒倾向。和Brunner的推测⼀致，这家暴⼒男的尿液中有很⾼的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清素含量，说明他们的身体⽆法代谢这些神经递质。1993年，Brunner和同事将这项研究发表在Science上，⽬前这篇论⽂收获了超过2千次引⽤。这是反社会⼈格障碍⾸次和基因联系到了⼀起。
然⽽，这个荷兰家庭中代代相传的MAOA基因突变在⼈群中⾮常罕⻅，后来的研究发现，⼤多数反社会者的MAOA基因都是功能⽐较弱的另⼀个常见版本——MAOA-3R。2004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另⼀篇报道将MAOA-3R称为“战⼠基因”，因为冷⾎的反社会者可以成为更好的战⼠。这篇文章⽴刻掀起了暴⼒基因的讨论热潮。
当然了，携带低功能版本的MAOA并不意味着⼀个⼈必定会成为反社会，因为后天的作⽤同样强⼤。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者Avshalom Caspi和同事对超过1千个携带“战⼠基因”的⼈进⾏了⻓达20年的跟踪研究，并将结果发表在2002年的Science上。该研究发现，不是所有携带⾼⻛险基因的⼈都会⾛上犯罪道路，只有那些在童年遭受了虐待的⼈更有可能在长⼤后出现反社会⾏为，成为“变态”。
也就是说，暴⼒要通过暴⼒才能传递下去。⼀位遗传学研究者就是⼀个典型案例。加州⼤学尔湾分校的神经学研究者Jim Fallon在数年前发现，⾃⼰的⼤脑和反社会⼈格犯罪者很相似。基因测序后他发现⾃⼰就带有“战⼠基因”。Fallon的家族⾥充满了犯罪分⼦，亲属中有7⼈曾被指控谋杀。⽐如他的表姐Lizzie Borden曾⽤斧头砍死⽗亲和继⺟。⽽他的⼀位17世纪的曾祖⽗曾经弑⺟，这桩案件还被写成了⼀本书。
不过他⾃⼰并没有暴⼒倾向。Fallon表示，⼀个携带⾼⻛险基因的⼈是否会成为真正的反社会罪犯取决于童年经历，在成⻓的过程中如果⼤脑“看到的是⼀个恶意的世界，那么唯⼀合理的应对⽅式就是也成恶⼈。如果⼤脑感到的是⼀个正常的世界，那么它就会变得正常。”⽽他⾃⼰有着快乐的童年，因此他不但没有反社会倾向，反⽽有很多的亲社会⾏为。
不过，“战⼠基因”在他身上也有消极表现，那就是他在和别⼈交往时“感受不到⼈情温暖。”但是Fallon指出，“战⼠基因”也并不总是消极的，它们可以让⼈在⾼压环境中保持冷静，不被情绪操控。Fallon说，他的认知同理⼼得分很⾼，但是情绪同理⼼得分很低，也就是说他能从理性上理解别⼈，但不会在情感上获得共鸣，所以他本⼈常常成为亲朋好友情绪宣泄的“垃圾桶”，因为他善于聆听但不会被同理⼼裹挟。
因为2004年“战⼠基因”论⽂掀起的热潮，我国也曾开展“战⼠基因”的研究，结果发现和环境相⽐，“战⼠基因”的贡献不值⼀提。国家⾃然科学基⾦委员会和全国⾼等院校科学技术同⾏评议专家、重庆医科⼤学附属第⼀医院的主任医师蒙华庆就曾经带领团队进⾏MAOA基因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400个湖南、四川和⼴东省的少年犯，这些少年犯的罪⾏包括谋杀、抢劫，其中⼀些⼈在不到14岁的时候就已经⾛上了犯罪道路。
这些研究者把少年犯分为两批，⼀批是犯有暴⼒罪⾏的，另⼀批是没有暴⼒倾向的。他们对⽐了这些暴⼒犯、⾮暴⼒犯，以及⽆犯罪记录同龄⼈的DNA。结果发现，中国暴⼒少年犯和普通孩⼦的MAOA基因没有显著差别，也就是说“战⼠基因”在预测中国⻘少年犯罪⽅⾯没有作⽤。然⽽，中国青少年犯罪和吸烟、喝酒以及学校暴⼒之间却有很⾼的相关性。
蒙华庆对《南华早报》表示，⼏年后我国政府就逐渐切断了对这个研究课题的资助，原因是根本找不到MAOA让少年犯罪的证据。他表示，和环境因素（如较低的社会⽀持、身体虐待以及家庭的不稳定性）相⽐，基因在攻击性⽅⾯的影响⼒微乎其微。蒙华庆还说，其他团队也有类似发现。
北京师范⼤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员章晓辉则认为，我国政府放弃对特定战⼠基因的研究资助这⼀点并不奇怪，因为⼤脑具有极强的可塑性，“DNA和出⽣后的⼈⽣对⾏为的影响是五五开的，基因也⼀般联合起作⽤；想要找到战⼠基因的话，就要在好⼏代⼈之间找到稳定的模式才⾏，”就像⽂章⼀开头提到的那户荷兰⼈⼀样。发现了MAOA基因和反社会⼈格之间相关性的Brunner就曾告诫⼤家不要迷信“战⼠基因”。
他说，还有⼀个影响了世界⼀半⼈⼝，并让携带者更具有暴⼒倾向的遗传物质，那就是Y染⾊体。那是不是携带者Y染⾊体的⼈，也就是男性都会成为罪犯呢？显然不是。“基因给犯罪上膛，环境扣下扳机”，这或许是对先天和后天之间千丝万缕联系的最好总结了吧。或者说，杀不死你的使你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