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所著2014年普利策新闻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中，美国著名环境记者、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丹·费根（Dan Fagin），详细调查了位于美国汤姆斯河区域的一个小镇的环境污染状况，讲述了这个小镇癌症高发、污染以及确定两者因果关系的艰难工作。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汤姆斯河流域的河水和空气，就受到附近多家大型化工厂的污染。
直到80年代，当地大批儿童身患癌症的消息被曝光，才逐渐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然而，当地居民与科学家以及污染企业之间的斗争，仍然持续了数十年之久。2001年，曾经在汤姆斯河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化工企业，最终同意向受害者提供巨额赔偿，这标志着围绕它的一系列环保事件最终画上句号。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污染跨过大洋转移到波兰、印度和中国等地，这些地方像汤姆斯河一样渴望工业化，并且愿意忽视环境污染。
在《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一书的最后，费根将视角转向中国，记述了他探访重庆儿童医院的经历。在这个中国工业腹地，他见到了许多工人的孩子，他们和汤姆斯河受污染时期的孩子一样，饱受白血病或其他癌症的折磨。费根忧心忡忡地指出，类似汤姆斯河的悲剧，正不断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早在1965年8月中旬，汤姆斯河自来水公司就已经知晓偶氮染料对3口70英尺深浅井造成污染的事实。
这3口井为全镇7000个家庭和商家供水。政府没有预警，而报纸也没有一篇报道。汤姆斯河的生活一如往常，即便水尝起来不对劲，但因为天气过热，人们还是不得不继续大量摄水。只有两家单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自来水公司和化工厂——但它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合作紧密，甚至有时偷偷摸摸地在底下搞些小动作。
一份1965年3月23日汤姆斯河自来水公司的内部报告指出，一口井里的水散发着强烈异味，有显著可见的颜色，并查出污染源是工业染料。但它们所做的补救措施，仅仅是朝水中添加更多的氯来掩盖颜色，剂量之大绝对已经超过了安全标准，而干燥的夏天使得这种情况更加糟糕。雷·林沃斯和他的妻子雪莉，在卡迪诺车道定居的时间很长——他们最初在1986年搬进这里的一间错层式砖房时，房屋后还没有那些围栏。
他们家的院子有一条小路，一直通向林子里，这使得他们这处四分之一亩大的院房显得别具牧场风格。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院子后面的围栏建起来的时候，林沃斯家的孩子——1967年出生的吉尔和1969年出生的兰迪——也从未觉得那道围栏是他们不被允许翻越的障碍。“你问我兰迪是不是曾经翻越围栏，跑到汽巴·嘉基的林子里面玩？当然了。住在我们这片的孩子们都会这样。”林沃斯回忆道。那些孩子还会在附近的河里游泳。
位于汤姆斯河镇的汽巴·嘉基化工厂，其中的染料生产厂房建于1952年。林沃斯一家人知道这片土地属于汤姆斯河化工厂，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相反，他们还挺喜欢这家私有企业的。有时候，这里的空气中会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通常是在晚上，因为晚上正是化工厂的那些看不见但闻得着的烟囱最忙碌的时候。
他们家朝西的那扇窗户正对着化工厂，从肉眼就可以看出西窗比屋子里其他的窗子要粗糙得多，它的窗檐就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但这并没有对住在屋子里的人造成大碍，因此很容易被忽略。在卡迪诺车道，人们有时会谈论这片区域里奇怪的疾病，就像一英里之外的普兰兹特普林路一样，那里的人们，也生活在家位于赖克农场的化工污水厂带来的阴影之下。
但与那里的居民不同的是，卡迪诺车道和橡树岗其他地方的人们，都是从汤姆斯河自来水公司的管道取水，并没有直接从他们后院的水井里打水。这片区域在上世纪60年代就用上了公共自来水，大多数时候，人们都觉得这些水喝起来很正常。但还有一些家庭，仍然从他们的后院钻井打水，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点水费。
他们用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浇灌草坪和花园，也用来给自家的游泳池注水，但他们几乎不饮用井水，也不用它来洗澡，因为井里的水总是有一股怪味儿，闻起来像涂料稀释剂一样。上世纪70年代，污染控制的相关法律颁布之前，这样的场景在美国较为常见。39岁的刘玉书（音）长着一张59岁的脸。她脸上的皮肤很松弛，看起来就像是长期睡眠不足一样。
每天晚上，她都在重庆儿童医院的血液科病房地板上铺上自己的毯子，睡在她9岁孩子的病床旁狭小的空间里。在中国中部地区的这家医院里，还有很多病人家属甚至是患者，都睡在住院部拥挤的走廊里，所以刘玉书觉得自己算是幸运的了。刘玉书和她的丈夫都是建筑工人，丈夫负责砌砖，刘玉书就负责混合胶黏剂。一年前，他们把孩子留给婶婶照顾，两人则前往几千英里之外的广州找工作。
在经济繁荣的南方地区，外资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刘玉书在广州找到了工作，但她不能一直待在那里。因为留在家里的孩子一直高烧不退，去附近的诊所检查，检验结果表明其血小板含量异常低，孩子处于危险状态。后来，他们又去了重庆儿童医院进行骨髓化验，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和其他儿童癌症一样，难以治愈。
重庆儿童医院的病房里，甚至中国其他地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癌症治疗标准，远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治疗标准。在过去几年里，与汤姆斯河区域流行着的相同的儿童疾病，在中国广东、湖南、重庆等地频频出现。作为全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重庆市的污染状况近年来同样令人担忧。
中国的独立记者和积极分子们，不断在寻找非官方、未经科学证实的关于污染和癌症的数据，自己制作“癌症村”地图，将它们发布到互联网上。他们的调查显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往往都在城市之外，因为中国最具污染性的工厂通常都建立在郊区，同时，因为郊区的社区有足够的社会稳定性，所以居民们能够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危险环境。（非传染性的疾病在闹市区几乎是无法被察觉到的。
）就连卫生主管部门也承认，污染——包括排放进入河流和地下水的废料、工厂和电站排放到空气中的废气——已经使得癌症成为了中国人口死亡的第一大原因。但由于在中国，癌症病例不会被记录在案，政府也几乎不会去调查癌症集中发生的地区，那些非官方的“癌症村”地图，通常就成为了获得当地癌症发病规律的最好资料，包括医生在内的一些研究人员，都会给予这些数据很大的信任。
刘晓梅（音）是重庆儿童医院血液科的一名外科医生，她说她的病人中有很多都是工厂工人的孩子。当被问及是否认为污染导致了这些孩子患病时，她说：“我认为是的。但是要确认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如今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有毒化学产品的制造市场和消费市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化工产业也在蓬勃发展，但中国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1996年，汤姆斯河化工厂关闭，在这一年，美国和欧洲国家生产的塑料分别为中国所生产的8倍多；而到了2010年，中国的塑料产量已经与美国和欧洲的塑料产量之和持平。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笨、乙烯和硫酸产量上涨了4倍，其他化工原料的产量同样也有大幅上升，包括自1856年就开始作为染料剂的苯胺。
正是那些熟悉的企业，造就了化工产业的繁荣——巴斯夫，原德国苯胺制造商，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国拥有7000多名员工和40多个工厂。现在，巴斯夫正在重庆建造一个占地50多公顷的工厂，用于制造苯胺、硝基苯和亚甲基二苯。其中，亚甲基二苯的原料是一种毒性很大的气体——碳酰氯，当年，汤姆斯河就是用它来制作含氯染料的。